1)201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证实，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某因涉嫌违法违纪接受调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某也被免职协助调查。这一事件与“名校”“招生”等关键词联系起来，引发了公众对高招问题的质疑。而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张教授就发表博文称：“100万上人大，大家都听说过。”

　　如果说蔡某涉嫌招生腐败，尚未证实或尚未公布，因此只能带给公众更多联想，那么张教授所谓“100万上人大”，不仅更具体，也暗示了通过不正当渠道进人大的现象确实存在，且实际上已经明码标价。若果真如此，就更让人痛心疾首了。

　　“过去曝光的涉及高校的腐败通常是工程建设、科研基金等方面的案件，但近年来高校招生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指导处王处长告诉记者，“高招腐败涉案数额越来越大，在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这类案件的发生通常是‘两厢情愿’，点对点交易秘密进行，因此，案件多发但却难以查处。”

　　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初衷是为了改变以往一张考卷定终身的现象，有利于高校发现特殊人才，使得一些有专长的偏才、怪才或一些有培养潜能的学生有机会走进大学校门，可以说自主招生是一举多效的办法。但在政策具体执行中，有的异变成为权力和金钱交易的“点招”，成为一小部分特权群体专享的优惠，尤其是艺术及体育特长生领域的自主招生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为有门路但成绩不好的考生开辟了入学新通道。

　　调查发现，当前高校自主招生中，教育部门要求做到公正公开，可没明确公开到何种程度。以自主招生为例，公示项目最多的省市只包括7项，如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等，这些信息公众根本无从监督，而最关键的学业成绩、笔试、面试评价等，反而不在公示之列，操作的空间由此滋生。

　　为了能让孩子上名校，尤其是人民大学这样的学校，对于有钱有权的人来说，参加自主招生是一个捷径，必然会使出一些手段。为了避免招生腐败，教育部和各高校都出台了多个廉洁自律的规定。然而，由于自主招生存在的问题没有集中爆发，更没有典型案件曝光，使出台的制度没有及时打上“补丁”堵塞漏洞。

　　人们常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教育公平从何处来?诚如一位大学校长所说：“教育公平首先要保证招生公平，推行‘阳光招生’，坚持‘六公开’，即招生政策公开、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公开、招生计划公开、录取信息公开、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公开，不向考生和家长收取任何费用。唯有如此，‘100万上人大’之类的怪事才不会出现。”

　　2)三峡大学广电专业大四女生肖某，曾在某媒体的视频部实习。她告诉记者，自己“能扛、能拍、能剪辑”，很想做一名视频记者，但现在很多媒体在招聘时都明确表示“视频记者只招男生”，让她很苦恼。“在B省找工作时，一些企业得知我不是B省人，都不太愿意接受。”肖某说。

　　据教育部统计，2016年全国高校有756万名毕业生，再创历史新高。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就业形势似乎一年难过一年。如今，个别高校为保证就业率不惜替学生签订“伪三方”，“公务员考试”的狂潮只能用“两年工作经验”“基层工作经历”等来浇灭，大批硕士毕业生争相应聘城管、保洁员……

　　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进一步凸显，就业公平问题也备受公众关注。B省某政协委员指出，当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常会面临就业歧视，不仅仅是学历歧视、户籍歧视、性别歧视、工作年限或经验歧视等，更主要的是面对“背景”“关系”“人脉”等排他性歧视。怎么招人用人，企业有自主权，但自主并不意味着不受约束。

　　有人说，即使在最难就业季，想找份工作也并不难，难的是找份好工作，现在的孩子都太娇贵。可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无论是“体面劳动”还是“活得更有尊严”，都是每个人的正当追求。莘莘学子苦读十余年，想找一份专业对口、发挥特长、薪水又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绝不是非分之想。

　　官方统计数字显示，2016年中国有128万人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资格审查。在年轻人一窝蜂想当公务员，想进“体制内”之时，我们的体制也应该有所反思：我们在收入分配、社保待遇等方面的设计是否合理?上学、看病、养老这些基本公共服务能否不托人、不“拼爹”?进大企业能保证同工同酬吗?进中小企业能拿到加班费吗?

　　最近，一个“80后，为何暮气沉沉”的帖子在网上讨论得火热。其实“80后”只是个标签，代表的是改革转型洪流中面临重重压力的庞大群体。同样，“最难就业季”也不只是应届毕业生们的一声娇嗔，政府和社会都有责任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成才环境。

　　3)有网站公布了2015年央企职工工资报告。统计发现,包括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铝业、中国神华、中国远洋、中国国航等在内的24家央企上市公司,其董事、监事、高管等企业高层的2015年薪酬总额为2.23亿元,较2014年减少了1700万元。然而垄断企业的工资仍然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

　　〖=2〗在引发一片艳羡之声的同时，一些央企基层员工开始“喊冤”，并晒出“工资单”，部分企业家也开始“打抱不平”，认为统计有失偏颇。结论是否准确无误，有待进行精密计算;平均工资是否有可比性，也是见仁见智。但是，关于央企工资高的争议已经不是第一次。

　　除了显性工资较高外，央企中不少隐形福利、灰色收入更助长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也成为部分央企“招仇恨”的原因。例如在2013年5月，中央审计署就曾通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内蒙古有限公司、山东有限公司就虚列支出套取资金1400余万元用于业务招待及发放职工福利;2009年至2011年，中国移动集团总部、中国移动研究院为职工购买的不记名多用途健身卡达2400余万元，实际可用于健身、餐饮、购物等活动。

　　即使不考虑央企民企，我国的收入差距也是惊人的。有关数据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5∶1，扩大到目前的近1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8年的2.52∶1，扩大到目前的3.13∶1。举个例子，同在一个企业，老总拿的是百万年薪，员工每月工资仅为一两千元，合计一年一两万元。老总责任重大，事关企业发展和生死存亡，多拿一点工资无可厚非，但是，两者工资相差50倍、100倍，甚至更多，这个差距未免有点大。

　　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作为判断贫富差距的指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严重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提高普通群众收入水平，努力缩小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广大百姓的殷切期盼，收入分配改革成为百姓最关心的改革。

　　4)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拉大，同样体现在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上。Q市通过对多个行业进行调查发现，有的单位为其员工一个月缴存五六千元，有的则只有一两百元，不同行业之间公积金缴存额度相差70倍。“缴得少用不起、缴得多有富余”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公积金作为一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是“高收入者不补贴，中低收入者较少补贴，最低收入者较多补贴”，从而让普通职工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房、住得上房。但它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却陷入“济富不济贫”的怪圈。在执行这一制度的过程中，福利好的单位，员工收入本来就高，不存在购房难题，却可以多缴公积金从中渔利;可是，真正需要购买住房的普通百姓，要么没有住房公积金，要么因为缴费少、贷款难，依旧买不起房、住不上房。我们可以看出，收入越高的受益越大，收入越低的受益越小，这样的公积金“倒挂”非但不能起到调节收入分配、保障弱势群体的作用，反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公积金异化为“富人基金”，沦为少数利益既得者的“提款机”，这显然有悖其制度初衷和社会公平。

　　实际运行中，公积金管理的低利率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不公。随着近年房价攀升，在一线城市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动辄在200万元以上。事实上能够凭借公积金贷款购房的，往往不是困难职工，而是一部分收入相对较高的群体。因此，低利率环境实际上是以低成本支持高收入群体满足住房需求，部分高收入家庭甚至是用所购买的第二套住房，坐享楼市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这就产生了“马太效应”。

　　用发展的眼光看，时至今日，公积金制度存在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住房改革的持续推进和城市化的提速，有购房需求的群体在骤然增加，高企的房价已让中低收入群体微薄的公积金相形见绌，住房公积金的互助性、保障性功能在弱化。所以，住房公积金制度需要与时俱进，更加突出社会公平正义。须知，公积金应为普通百姓“雪中送炭”，而不应给高收入者“锦上添花”。

　　5)所谓公平正义，在现代汉语大词典(1999年版)中的意思是公正而不偏袒，没有偏私，一般来说，反映的是人们从道义上、愿望上追求利益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合理性的价值理念和价值标准。有人群且有利益分配的地方，就可能会产生公平正义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始终不渝的价值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随着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越来越高。

　　有人这样形容中国近1/3个世纪的改革历程：前30年，解决了做大蛋糕和“先富”的问题;今后，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同时，要解决好分蛋糕和“共富”的问题。虽然是一种比喻，却耐人寻味。

　　当今时代，“公平焦虑”已是一种普遍性的社会心理。“知识不是力量、户籍才有分量”的慨叹，折射出教育公平的现实处境;一个具有事业编制的清洁工岗位，引不少大学生“竞折腰”，折射出体制内外待遇保障的差别……毋庸赘言，从教育、医疗到住房、养老，从收入分配到社会保障，当前改革面临的问题，大多与公平正义有关。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公平”一词出现20多次，表明了党将以更大决心和努力，让公平理念更深入人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一个基本要求。

　　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生活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最终归宿。改革开放35年，是我国改善民生力度最大、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民享受到的改革发展成果越来越多，公平正义得到越来越多重视和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应当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公平正义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新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针对本届政府首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三点：第一，还是持续发展经济;第二，是不断改善民生;第三，是要促进社会公正。

　　知之者不易，行之者尤难。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而言，从教育公平到机会公平，从制度公平到分配公平，从权利平等到人格平等，公平正义的概念已经拓展到各种领域，成为改革进程中的“刚性需求”。无论围绕如何改革有多少分歧争议，公平正义无疑是社会最大的公约数，也是改革的最大共识。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消除身份平等的坚冰;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取消体制内外无形的“双轨制”;进一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让人人享有公平的发展机会……唯有以制度和规则为公平正义保驾护航，才能让公平正义照进现实，才能为中国梦筑牢坚实基座。

　　古人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新年贺词所说：“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好。”公平正义，本是人类共同的美好追求。在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改革攻坚期，公平正义的诉求更加强烈。用改革的勇气和担当坚守公平正义，反过来，公平正义所激发的力量，也定能推动转型中国涉过险滩、穿越激流，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

（三）古人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请结合你对“给定资料”的思考和对这句话的领悟，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50分）
要求：1)自拟题目，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