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文言文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民众深感晦涩难懂。以黄遵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崇白话废文言”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由初期的几十种突增至370余种。这些白话报刊不仅谈论救亡图存、变法革新，同时也在语言使用中推广白话文、倡导语言变革。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成语使用上不断“破旧立新”，产生了大量异体成语。
笔者对清末民初近50种白话报刊进行统计发现，其使用的成语中有1200多个具有一个或多个异体形式。这些异体成语改换了原有成语的某些构成要素，而整体意义与用法保持不变。比如，“童叟无欺”在当时的白话报刊中被广泛变异为“老少无欺”，“见风使舵”被变异为“见风使船”“看风使船”“见风使帆”等。异体成语的大量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报人从语言运用方面冲破旧有文言格局、建立新文法的决心和尝试。正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倡导的，文学可以“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当时白话报刊的成语运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中产生如此之多的异体成语，并不只是当时报人“有意为之”，汉语的意合性为成语改换构成要素形成异体成语提供了客观基础。汉语以表意为主，不太拘泥于形式。表现在异体成语上，则是成语的整体意义取决于各构成要素的意义组合，即便结构有所变化，或个别语素有所变化，很多时候也不影响成语整体意义的表达。比如，“面红耳赤”中的“耳”被替换成“眼”，形成异体“面红眼赤”，字面意义发生了改变，但并不影响其“形容因激动或羞惭而脸色涨红的样子”的深层意义。
同时，这一时期正处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期和文言与白话的激烈碰撞期。词汇上单音词的双音化发展迅速，成语构成语素中的单音语素受到双音化影响，极容易将此语素与其他语素组成的双音词带到成语中来，将成语中的其他语素替代掉，形成异体成语，如“感激不尽”受双音词“感情”的影响，产生了异体“感情不尽”。
清末民初的异体成语，虽有一些沿承了下来，成为现代汉语中的语言材料，但是大部分异体成语并未流传至今，而是渐渐回归到正体。
一方面，语言发展有社会性、时代性与经济性原则。社会不断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被取代，与此相应，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会产生新词，在语言表达上自然会产生更准确、更精细的词语来描绘客观事物。比如“见风使舵/见风使船/见风使帆”，“舵”是一种控制船方向的装置，古代社会人们熟悉“舵”这个装置的少，反而用“船、帆”更易理解，随着有舵的外来机械船更多传入，人们对舵的熟悉程度增加，“见风使舵”的表达更有生命力。此外，语言总是在追求更为经济的表达，因而人们在成语的正体与异体间不断抉择，逐渐淘汰了一部分异体成语。
另一方面，成语自身有均衡性与和谐性特征，以及通俗性与典雅性的相互作用。很多成语历经数千年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一些构成要素不对称、韵律不和谐的往往遭到淘汰。比如“喜新厌旧”与异体“喜新厌古”，“新”与“旧”相对，工整对称，前者更容易让人接受；再如“坐立不安/坐立不定”的前者平仄更为和谐对称。并且，成语总是在典雅性与通俗性相互碰撞、相互制衡的条件下发展，过于通俗的成语往往会向典雅性靠拢，而过于文言典雅的成语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向通俗性靠拢。
上述成语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中的变异使用，仅仅是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的一个表现，但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当时白话文运动在语言改良方面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当时报刊语言转向白话的鲜明趋势。这场发轫于白话报刊的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涉及思想、语言、文学与社会等各方面的革新运动，为后期五四运动与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工具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并为现代汉语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摘编自刘卿，张文国《“白话文运动”中的异体成语》，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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