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札记》（复旦大学）
【分析题】
给定资料
1)一群年轻人在某真人秀节目上身穿汉服表演，被某嘉宾调侃为“哪个洗浴中心的”。由此引发包括其他名嘴在内的“炮轰”，认为如此调侃是对汉服和传统文化的不敬。“汉服”在一些地方很流行，时不时出现在成人礼、开学典礼等“正式场合”，却也时常引发标新立异、商业噱头的批评。穿汉服有错吗?拿汉服打趣，是不是就意味着驳了传统文化的面子?
诚然，在当代社会推广汉服，有助于普及古代服饰的历史及艺术。但要给穿衣方式硬安上一个“捍卫”传统文化的立场，就未免太过牵强。如今，变装扮演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除了中国古装造型以外，动漫、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也成为人们模仿的对象，但很难说穿上角斗士的盔甲就代表对古罗马历史有更多的了解。
汉服热潮，热的是什么，潮的又是什么，或许需要冷静思考。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要让学生真正理解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神，而不只是会背、会写、会唱，更不是穿奇形怪状的衣服、行跪拜礼等形式化的东西。理解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抓住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青少年才能建立健康的是非观、义利观。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应当是学习其中的精神内核，而不仅仅是做一场“汉服秀”，让“传统”沦为包装。正衣冠之后还需要知兴替、明得失，传统文化的精神传承不仅需要面子，更需要里子。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某所说，传统文化不应该成为商业炒作的标签，或者成为被娱乐的素材。
在大众的印象中，汉服等民族传统服饰最常出现的大概就是在开业庆典等充满娱乐意味的场合中。而反观日本、韩国，当庆祝重大节日时，很多人会穿上传统服饰，感觉庄重、美丽，根本不会有人质疑这样着装的动机。然而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日韩等国相比，差距还很大。
有人认为，传统服饰在我们眼中变了味，责任在一些娱乐场所，他们浮于表面的粗制滥造让传统文化变得低级。那么，我们不能穿好汉服，我们是不是就能把西装穿出腔调?我们忘记了传统礼仪，我们是不是就能掌握好现代礼仪?我们丢失了传统文化，那么我们塑造出值得骄傲的当代文化了吗?我们一直在匆匆赶路，但回头看看，似乎有许多堂课需要补上。
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穿什么样的服装都是个人自由，但穿什么样的服装除非极端不得体甚至践踏他人的观感，否则都不应该被嘲笑，尊重传统文化并非要板着面孔说教，但也不应当以低俗的调侃来博人眼球。与中国一样，日本也有七夕节，并且十分受年轻人欢迎，他们会穿上夏季传统服饰一起庆祝，而不是将七夕过成另一个购物节。他们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融合，并一直保持它优雅的姿态，因此，他们的传统服饰、礼节，不但在本国受到尊崇，在国外也不乏铁杆粉丝。
2)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古建筑便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建筑不仅是我国现代建筑设计的借鉴，而且早已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然而在眼下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中，一些地方历史文化名城却面临衰败凋零的困境。
“街上没几个年轻人住，屋漏了、墙歪了都没人管，老人们都是将就着住，人死了，屋子也就空了。”在H省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安居镇九街十八巷，说起老街变迁，81岁的居民魏少明有些落寞，因为这两年，老街越来越冷清。
这条始建于1300年前的老街，因漕运发达，商业繁荣，一度被称为“小汉口”，街区内266座古建筑更是保留中国传统建筑样式而别具风味。当地多位居民表示，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公路、铁路交通快速发展，人们纷纷临近公路边建新房，安居新镇逐渐替代老街，迅速“空心化”让老街走向衰败。
部分历史文化街区破败凋零，而另一些则因过度商业开发而消融历史文化风貌。襄阳北街是襄阳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其历史可追溯至商周时期，1991年，当地将其改建为一条设有300多间门面的仿明清建筑风格的文化商业步行街。“仿得再好，也是假的，它不能代表当地的文化风貌。”长期从事襄阳市历史研究的释某说，襄阳北街上有一座名人故居，在街区改造过程中租给了一家服装店，该店进行整体装修后，故居内天井、廊柱被遮蔽起来，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历史建筑的痕迹。
在历史文化街区向两极发展的背景下，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非文物”身份的历史建筑，虽然在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后，有了法律保障，但目前普遍处于“挂牌”阶段，破败和被拆问题依旧严重。
3)三义街118号住户崔忠良说，他家的房屋有近百年历史，由于年久失修，2014年墙体出现倾斜，屋顶漏雨严重，亟须进行维修，但由于房屋被评为荆州市优秀历史建筑，维修受到有关方面阻挠，此后多次向上反映问题，才获准修葺房屋。但据崔忠良介绍，房子都修好一年多了，也没看到补贴款发下来。
而对于各地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者来说，则面临着更多问题。不少名城保护工作者说，“钱”是套在所有保护人员头上的紧箍咒。都说保护名城是保护全社会的共同财富，但现在这些文化遗产的看家人不但修缮资金不足，还面临与其他地区一样的发展任务和GDP指标，做名城工作不是厚着脸皮四处“化缘”，就是变着法儿问老城要效益，绞尽脑汁把“老古董”变成“摇钱树”。
更为关键的是，历史遗产到底该怎么保、怎么用、怎么在历史遗产的传承中体现其当代价值和创造，保护工作者依然很茫然。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杨保军说，一种错误倾向认为保护名城阻碍了城市发展;另一种错误倾向过分强调名城蕴含的文化旅游和经济价值。杨保军认为，在这种错误思想认识指导下，自然会导致城市发展模式偏差、规划编制水平低下、保护监管措施不力等情形，难免会出现成片历史地段消失、建筑高度失控、空间肌理混乱、新旧建筑冲突，使得古城历史风貌不断消失，城市特色日渐模糊。
《城乡规划法》规定，对违反规划的建设，不能拆除的，处建设造价10%以下的罚款。“有的开发商明说，我就是准备罚款50万。"南京明城垣史博物馆研究员杨国庆说，不仅惩戒力度不足，也没有追责，违反了规划、破坏了遗产，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朱光亚表示，对于保护不力的名城，现在只是“警告”而不是“摘帽”，因为“摘帽”就会影响这个城市干部的前途。
此外，保护资金投入缺口巨大，保护规划与实施脱节严重。尽管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项资金近年有较大幅度增长，不过，相对于130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500多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国家层面的保护资金仍然匮乏。在地方政府层面，除少数以发展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城市外，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项资金。同时，由于缺乏鼓励机制，个人资金、社会捐助资金也非常有限，开发商资金成为很多地方名城保护的主要来源。洛阳市文物局隋唐城遗址管理处处长王丽娟说：“这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名城保护大量的资金投入有了来源;另一方面，利润最大化的开发商会放弃没有开发价值的部分，比如原住民、整体的空间格局等，造成历史文化街区真实性、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的破坏。”
据中国名城委对125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的调查显示，名城保护管理机构多达9种类型，各地分别由名城委、规划、文化、文物、建设、房管、旅游等部门牵头，甚至，有的设在旅游公司，或干脆不设管理机构。在所有历史文化名城政府中，配备专职的行政或事业编制的仅占14%。
4)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历史长河里历经了无数辉煌的传统文化受到了时代的冷落。当代社会，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认识不足，甚至产生不少误解，尤其是青少年，对中华传统文化认同感降低，信仰危机、道德缺失、迷惘浮躁等现象严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浅，许多传统节日、优秀文化都渐渐被人淡忘，即将隐没于历史的长河中。可以说，如何提高传统民族文化在国人心中的地位，已经到了不可不重视的地步。
国家近年来也在此处大力施策，以政策和舆论引导人们重视传统文化，如将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设为国家的法定节日，重视各民族民俗文化的保护，以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要契机，在全社会营造起了学习传统文化的氛围等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了解和践行。
对此，有的人认为，加强对孩子的传统教育才是最为关键的一步。要在学校中加强对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进而在心中树立对传统文化尊重的意识，让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成为他们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指导。充分利用学校博物馆、图书馆等，发挥其独特的文化育人作用，深入开展创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的学校活动。这样的观点比较切合我国实际，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
加强对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学校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父母不应示弱，也该成为主角之一。虽然父母不能像学校那样专门为孩子举办一场关于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但至少可以在生活细节处多给孩子营造一些传统文化氛围，多一些传统思想文化方面的引导，激发孩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这样以家庭的思想引导和学校的活动教育相结合，所产生的影响效果将更为彻底。
传统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精神即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缺少了这种动力，就会失去不断向前进步发展的精神底气，发展必然只是昙花一现，我们所不懈追求的“持续”“长远”，也必然沦为空谈空想。
所以，无论以怎样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强化传统文化对下一代的影响，都是为了提升传统文化在全民族心中的地位，让民族精髓得到一代代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以砥砺民族发展进步的精神底气，夯实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大踏步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迈进。
5)一部纪录片引发全社会的追捧和赞誉确实不多见，因此，由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综合频道《魅力纪录》栏目和纪录频道播也以后，社会各界给予它的赞美多少超出了预期。这部纪录片的热播，引发了我们的思考，比如，主流媒体如何弘扬先进文化，如何坚持品质、品格、品位，如何以更生动、更亲近的方式促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等。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是创新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方式的一次积极探索。《舌尖上的中国》不仅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表达了中国人在新时代中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更以独特的人文视角传递出中国的文化价值理念。因此，有境外媒体评价称，《舌尖上的中国》是一次成功的文化传播范例。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是中央电视台现实题材纪录片创作的一次成功实践。《舌尖上的中国》通过一个人、一个家庭和一个村庄这些微观的元素来表现，其表达方式可亲，注重展现细节，温情故事穿插其间，让人有亲近感，易于接受，较好地实现了中国文化等宏大主题的当代表述。
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和价值传播的最佳媒介形态，纪录片的社会影响和独特魅力正在日益显现。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和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将纪录片的文化价值延伸，推出了图书版的《舌尖上的中国》。图书利用深度阅读的方式展示了纪录片的内在气质，与纪录片之间形成了独特的廷伸和互补关系。
我们需要打造更多像《舌尖上的中国》一样面向国际、制作精良、品质一流、有口皆碑的精品纪录片，为传播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传达中华文化价值发挥国家电视台应有的引领作用。
6)有网友发帖称，学校不仅要求学生向孔子像下跪磕头，还规定在校学生冬天每天凌晨5点必须起床诵读《道德经》和《孝经》。帖子里配的照片显示，学校操场上，上百名学生身穿各种棉衣、羽绒服，面向同一个方向跪成一片，并且有磕头的动作。不过这张照片里没有拍到他们跪拜的是不是孔子像。
该帖称，如果有学生不跪拜，就会被校方在大会上严厉批评。而早起读经的原因则是“校长认为读经能上北大、清华，读完学渣变学霸，学霸上清华”。
一名在校生表示，该帖所附照片为去年春季校方组织的千人集体跪拜仪式。该名学生表示，不能理解校方行为的同学还有很多。另有网友跟帖称，作为“高三党”，高考前一周上早自习时，全体被要求搬凳子坐在孔子像前读《道德经》。
此事也引发社会多方关注和热议。该校罗校长回应称，学校会组织学生每天进行两次诵读《道德经》《孝经》《论语》等经典，分别在每日早晨6时之前和下午大课间两个时段进行，“每次诵读时间为30到40分钟，我们要求学生都要熟读并背诵这些经典”。而学生跪拜孔子像也确有其事，学校会在教师节、孔子诞辰等传统节日以及高考前誓师大会等时间节点组织学生集会，向孔子等传统文化先贤行礼。但“他们对祖宗圣贤的崇敬是油然而生的”，学校并未强制要求学生下跪。
新闻一经发出，便引发网络热议。
@求好运的李子木：支持学校这个做法。哪怕是强制的也支持，现在大家对历史文化知之甚少，教育应该从少年抓起。
@主持人钟晓：我不赞成这一做法，拜孔子应该背《论语》，拜老子才背《道德经》。
@高中教师：传统文化教育不要矫枉过正，否则，产生厌烦反而不会让学生接受。
@北京化工大学刘同学：感恩教育如果一味地趋于形式化，会让学生反感的。
@印荣生：让学生敬畏经典文化，尊重圣人先贤，也当以进步、文明的方式。将跪拜定为中学生每天必行的规定动作，是教育观念的倒退，实不可取。
@央广：传统文化当然是应该弘扬的，但是孔子自己最著名的教育理念之一就是“因材施教”，教育是一门科学，光靠一种形式，恐怕还是非自愿的这样一种形式，连孔子自己也要皱眉头。
7)贵州省是非物质遗产资源大省，全省共70项国家级名录，293项省级名录，517项地级名录，2335项县级名录。贵州省也是全国最先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法规的省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省委、省政府强调要体现其原生性和完整性，特别要杜绝伪文化和伪民俗，同时要注意防止过度商业化，要在保护和抢救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贵州省的做法已突显出新的“贵州模式”，得到了中外专家的一致好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完整保护的同时，也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主要体现在旅游节节攀升上，而其中自然生态、民族民间文化是最大卖点。连续几年，省内各宾馆游客大多时候处于爆满状态，各个知名景区、红色圣地、古镇、乡村皆成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远离城市喧嚣、感受自然生态、体验民族文化的好去处。
在贵州，“保护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省摸排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线索近30000余条，已作简要描述和记载的近15000条，重点调查项目9830项，走访传承人21000余人。通过拉网式普查，采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一大批具有历史偷值、文化价值、濒危和极度濒危的项目得以发掘和保护。
“贵州侗族大歌”的保护和传承让世人更多地领略了贵州非物质文化的魅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比较集中的黔东南、黔南、黔西南等地区，相继建立一些传习所、传习基地，以多种形式开展传习活动;以民间形式组织的各种民俗、节庆、竞技等活动也日益兴起;苗族银饰、水族马尾绣、玉屏箫笛等一批传统技艺逐步实现了生产性保护。
近年来，贵州历次组团参加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文化产业博览会、工艺美术品展等活动，不仅将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品带到了世人面前，同时也赢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贵州，对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还纳入了法规体系。2012年5月1日起，贵州省正式实施《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条例”允许地方申请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规定政府应当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对民族文化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涉及的建筑物、遗址等采取措施予以保护，不得擅自修缮和改造。同时，鼓励单位和个人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传习所，研究和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贵州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保护，还得益于10年不间断开展的“多彩贵州”系列活动。2005年首届“多彩贵州”歌唱大赛，340万选手唱响贵州，贵州第一次在歌声中生动起来。紧接着，推出大型民族歌舞诗《多彩贵州风》。之后每一年，贵州均推出各种冠以“多彩贵州”的文化大赛，直至今天的“多彩贵州原生态文化大汇”，“多彩”系列活动激活贵州文化。连续几届的“青歌赛”上，贵州原生态歌手的表现出类拔萃，《多彩贵州风》全球巡演，引起世人的瞩目。贵州民族生态文化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迅速提升。
8)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要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丈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如何传承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其薪火相传，成为当代中华儿女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
然而也有很多传统文化从业者打着“创新”的旗号，以迎合年轻人的审美来弘扬传统文化。对此，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田青不以为然。“现在很多传统文化为了迎合潮流，年轻人喜欢什么就来什么。唱京韵大鼓的时候加上《小苹果》，唱地方戏的时候加上街舞或是摇滚乐，不应该这样做。”在田青看来，年轻人的审美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而传统文化是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的积淀。“我不能根据你没有成熟的、没有厚重感甚至没有文化的浅薄内容来改变我自己。传统文化还是要坚守底线，不要‘转基因’。”
在当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中，田青看到的是满眼“同质化”。他拿地方戏剧举例，许多地方戏剧的演出都加大提琴，并且只加大提琴。“没有一个剧团加非洲鼓或者其他乐器的，我们借鉴的品种和因素都太单一。”田青认为，很多传统文化从业者在创新中借鉴西方文艺形式和表现手法，但因为眼界太窄、“功力浅薄”往往适得其反。“这就造成双重伤害，学习到的只是西方文化表面的东西，同时又把传统文化的精髓给丢了。”
一、根据“给定资料1”，简要分析“汉服秀”反映出的问题。（10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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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参考解析
【分析题】
1)下面是某网站最近发表的谈关于公共文化教育的文字：
当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许多城市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城市生命线似乎脆弱得不堪一击。一场不太大的雨雪就能让城市半瘫痪;居民的家也不再是安全的港湾，劣质建材散发着致癌的毒气，劣质缆线成为埋在家里的地雷，泄漏的燃气就像身边的火药库，噪音公害仿佛幽灵般游荡的杀手;热岛效应闷得我们大汗淋漓，沙尘暴刮得我们泪眼迷离;逢雨必涝正成为中国大城市的通病;一向被视为“最安全交通工具”的电梯也频出事端，社会上甚至将其作为“凶器”的代名词……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风险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城市灾变几如脱缰之马。
对大自然的愤怒我们应该心存敬畏，但对这些人为的城市灾难，我们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状况，灾难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我们自己头上。
安全感是生活质量的刻度，是人们心理需要中的第一需要，是人格中最基础、最重要的成分。一旦这最重要的东西缺失了，人们还能放心地去哪里?还能放心地乘坐什么出行?还能放心地吃什么?尤其是城市突发性危机事件，凸显了当今社会缺乏综合应急系统的软肋。
在诸多涉及公众生命的问题中，首要问题之一是公共应急资源需要整合。一方面不少部门总在强调自己的救援力量如何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分明有庞大而名目繁多的救援队伍，地震救援、城市消防、交通救援、工程抢险、城市危险品救援等，这些队伍都具有相当高的专业水平，可问题在于这些救援力量往往仅是行业自己的，在条块分割的情况下，力量相当分散，很难形成合力。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呼唤构建一个城市综合减灾应急系统，公众则需要培养必要的危机意识，要“伤后知痛”。现在很多事故灾害都直接波及城市中无辜的公众。在不少情况下，传统观念已经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的灾难与危机。
因此，对相关公共文化教育的呼唤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井喷、火灾、爆炸、踩踏事故、地铁追尾、游船翻沉、文物烧毁等，被媒体通天热炒，显示出一种防灾预警意识的觉醒。但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文化自律性、生命文化、安全技能观等方面。有学者认为：西方人对遵守安全规章制度往往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及自律性，强调保障安全是人的权利;中国人从古至今则更多地强调用典范的影响力来影响行为，此种方式很难完全适宜于现代城市化的生活状态。西方人“生命第一”的文化原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中国人却过多地宣传“国家财产第一”原则，这与“应急避险权”所主张的“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似乎相悖。美国在1985年就组建了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国家防火协会经常组织北美统一的火灾“大逃亡”训练活动;中国人在相当一个时期内还只停留在对安全警钟的认知环节，暴露出在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产品上存在的诸多不足。这一切，都告诫我们必须系统地、更加完善地开展公共文化教育。
2)如果地铁站台或者行驶中的地铁列车失火了，大量乘客如何有效疏散?如果12级台风登陆上海，那些高层建筑上的玻璃幕墙顶得住吗?……这一个个“如果”，都是上海某大学防灾救灾研究所的一个个科研课题。
上海某报记者报道：最近在全市开展的“我为城市安全献一计”活动， 引起了研究所专家们的密切关注。一方面，他们为市民居安思危意识的增强和诸多防灾好点子欣喜;另一方面，专家们很想提醒：“防灾不能只考虑技术手段——给城市打造‘金刚罩’，更得在‘人防’上多下工夫，而恰恰在这方面，我们大有改进和提升的空间。”
“城市公共交通若都能配备全程监控，运行的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上海越江隧道已经有10多条，针对可能遭遇淹水事故的危险，不妨装上安全阀门，需要时可用来挡水”;“预防高楼玻璃幕墙掉落，应该对建筑做整体风洞试验”……这些意在为城市套上一个水火不侵的“金刚罩”的设想，很有道理，提出这些建议的专家中不乏院士。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一座城市不可能为了防范一些小概率的灾害事故，不计代价地增添防灾设施。”该研究所专门研究城市地下建筑安全与灾害应对的H博士，对地铁渗水和隧道渗水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对于一些学者提出为越江隧道增设“挡水阀门”的建议，并不完全认同。他说：“据我了解，国内有个别隧道安装过这样的阀门，但可以想象，常年用不上;后来有一次搞演习时决定用一下，却发现阀门由于年久失修，机械失灵，根本没法动。”
H博士想用这个案例说明两个道理：第一，为了小概率事故而砸重金设防，心理安慰作用远远大于实际作用，要不要这么做，应全面考量;第二，如果装备上了，则怎样保养维护，工作人员能不能熟练操作，都是必须重视的“人防”环节，否则，当有朝一日预想中的特大灾害真的发生，“金刚罩”极有可能派不上用场。
“防灾设施，从理论上说总是不足的，因为它们应对的往往是适当程度的、发生概率较高的灾害事故。”研究火灾防范的C研究员力挺H博士的观点。这位研究员对轨道交通实地考察过多次，他关注的焦点是地铁站和车厢里的消防设施。他注意到，站台和车厢里的屏幕会经常播放视频，告诉市民一旦发生火灾险情如何紧急疏散，强调必须做到的一些要领。
当被问到“地铁里有没有专门的消防逃生通道”的问题时，C研究员回答：上海地铁的逃生通道，其实就是我们平时上上下下的那些楼梯，并没有其他特殊通道。他说：一旦有险情发生，要减少人员伤亡，最关键的是工作人员能否在最短时间内有序地疏散人群，工作人员需要定期演练;我们现在似乎更看重灭火器数量够不够、是不是放在容易找到的地方，但险情出现时现场肯定乱，工作人员能不能及时顺利地拿到灭火器，会不会熟练使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重视的问题。或许有乘客就在灭火器旁边，但又有几个人会用?
“老实说，怎么用灭火器，我还真不知道。”说这话的，是另一位年轻的研究员Y博士。防灾专家也不会用灭火器?她坦率承认，并随即以此为例指出了城市公众教育的许多薄弱环节。
“无论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还是写字楼里的白领，防灾知识都是从小册子、展板、讲座或者网络上看来的。且不说所知有限，即使认为不少人一无所知，也并不为过。而且就算有人并非一无所知，也未必有用，因为没有转化为能力。”Y博士说，汶川大地震、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发生后，很多单位都搞过安全演练，可很大程度上是“演戏”。大楼里有消防箱，但如何打开?消防箱里有灭火器，但如何操作?应急避难场所在哪里?怎样利用?这些关键的内容演练过吗?再说，演练一次肯定不行，就算学到点东西，很快便会淡忘，必须定期训练。日本人应付地震有一套，那是在定期、再三的演练中练出来的。
在这些专家看来，“人防”的漏洞和缺陷，远比“技防”不足更可怕。
专门研究风灾防控的Y博士曾多次去浦东陆家嘴，这一地区有几十栋玻璃幕墙大楼，且不止一次发生过玻璃掉落事故。这些玻璃幕墙建筑能不能抵抗12级以上大风，这正是她的科研课题。她告诉记者，大风常被认为是玻璃幕墙掉落的“元凶”，但实际上，在建筑工人安装玻璃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隐患。
“在安装时，把螺丝拧得过松固然不行，但过紧也会使玻璃幕墙受力失衡，从而出现细小的裂缝。”她说，如果把大楼玻璃幕墙的掉落视作对城市安全的一种威胁，那么减少威胁的关键同样在“人防”。如果在定期清洗幕墙表面的同时，增加一道“体检”关，绝大多数玻璃掉落事故就可以避免。
3)2010年，S市一公寓大楼失火，造成100多人死伤。这起特别重大的火灾事故，凸显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
“脆弱性”是吉尔伯特·怀特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的概念，之后被广泛应用于灾害学、生态学、金融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许多方面，大大拓展了“脆弱性”的内涵。
现代城市不仅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是人口、财富和各项社会活动高度密集的地方，但同时也是各类风险和突发事件最密集的地区，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社会影响很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可以理解为城市生活运行中受到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可能性和敏感性，它涉及外部致灾因素影响的程度，涉及相关防范系统对致灾因素的抵抗力以及对这种系统抗逆力的某种衡量。
调查报告显示，S市特别重大火灾较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城市运行中的脆弱性问题。此次火灾，是大楼维修时由无证的电焊工违章作业所产生的火花，引燃了不能阻燃的“安全网”，然后蔓延到大楼上易燃的装修材料，从而酿成大祸。该大楼维修工程存在层层分包和转包等违法违规问题，加上日常管理缺乏有效的规范化监督，致使维修施工过程中存在管理松懈、秩序混乱及安全措施不到位等情况，结果超出了建筑工程系统脆弱性的承受度，由量变转变成质变。脆弱性演变成严重的危机，最终导致此次惨剧。
这次火灾，尽管S市启用了现代化的警用直升飞机用于紧急救援，但在如此严重的高楼火灾面前，无法有效发挥高空消防灭火和救援的功能。同时，部分常规的消防云梯及消防设施难以满足高层建筑灭火的需要，影响了救援的速度和效率。
“自救优于互救，互救优于公救”，早已是降低灾害损失的经验之谈。但部分市民依然习惯于等待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救援，而这类救援往往因为需要一定时间，不够及时，而影响救援效果。S市火灾的确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市民自救、应急疏散能力的明显不足，部分居民耽误了宝贵的逃生时间。事后发现，连居住在二楼的有些居民都没有及时撤离而窒息在家中浴室里，令人痛惜。
S市火灾发生前，政府主管部门对建筑工程监督不到位，民众的力量又没有被动员，致使工程的建设监督事实上处于真空状态，为火灾发生埋下隐患。在火灾发生后，由于市民市场保险意识不强，火灾给市民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部分由政府买单，而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加重了政府的负担。
在现代城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中，由于片面追求建设速度或追求经济效益，对工程未来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考虑不足，或者相关投入不足，致使工程的安全设施从规划到设计都存在严重缺陷或不到位问题。就S市火灾而言，高楼部分消防设施配备缺乏，管理措施不到位;楼与楼间距较小，道路狭窄。这些，导致火灾发生后，因安全通道狭窄，物理空间有限，部分消防救援设备难以到达现场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严重影响了救援效果。
S市火灾充分说明，如果对于城市运行中可能存在的突发事件预测和准备不足，必将使现代化城市运行中的风险难以及时、快速、准确、有效地得到识别、防范和控制，结果便是重大灾难。
4)T市晚报刊发了一批“市民来信”，集中反映了城市市民出行中遇到的问题。
市民甲：8月下旬的一天早上，我送朋友去赵家口长途汽车站，发现这里是一个Y字形路段，行驶的车辆由两条机动车道汇聚到一条机动车道上。引人注目的是，两条分支机动车道中的一条上缓缓行驶着大量公交车，一辆接一辆，车队一直排到Y形车道汇流口。刘公铺桥西这一站点设置在两条机动车道之间，我和朋友便是在这一站下的车。这里下车的乘客很多，从公交站牌看，至少有15条不同路线的公交车要在这一站停靠。这就使得上下车的乘客特别多，疏散时间增加，公交车停靠的时间也就相应增加，而之后需要进站的公交车排队进站的时间也被延长。我看到排队等候进站的公交车一直都保持在5辆以上，使得路面拥挤不堪。我从刘公铺桥西站下来后沿着公交站绕了一圈，发现并没有能够穿过马路的人行横道。乘客如果想要安全地走到5米开外对面的公交站，需要返身走几百米去绕行赵家口天桥。这对于在上班时间急着换乘车辆的人来说太费时间，所以我看到绝大部分下车的乘客都径直走到站点与绿化带之间的空隙处，在大量的机动车流之间惊险地穿过马路。这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但与登上天桥再下来相比显得方便快捷许多。
市民乙：前几天上午，我去石化总公司附近的体检中心体检。事先我从公交网上查询得知，经过我家小区附近的16路公交车可以抵达石化总公司。乘16路车顺利抵达目的地并体检之后，我按惯例走到回程方向的石化总公司站点等车。等了约20分钟，来了一辆16路车，却呼啸而过，并没有靠站。我先是误以为司机甩站，后来无意中看了一下站牌，发现这个站点并不停靠16路公交车。这让我有上当受骗的感觉，心情也被败坏了。一个朋友说，他经常乘公交车出行，沿江路上的清河站的58路、117路也是“有去无回”的。对这类现象，我百思不得其解：公交公司为啥不让乘客有去有回?
市民丙：随着我市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向外延伸，远离中心城区的住宅区越来越多。但是，轨道交通只解决大流量，不能完全解决住宅小区到达轨道交通车站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退回去20年，有没有“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有。那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一是走路，二是骑车。现在为什么没人走路了?过去走是因为经济困难，现在几块钱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问题;有人想走，却发现道路坑坑洼洼或晚上黑灯瞎火，感到特别不安全。为什么现在骑自行车的少了?因为骑车的成本也不低。现在规范的小区里，自行车必须停在车库里，每月要交停车费;你想停在公交车站或者轨道交通站点，也必须交停车费，否则很容易失窃，交了钱也不一定保证不丢。此外还“受气”。现在是汽车社会，不少道路上都没有非机动车道，即使设有非机动车道，也常常被乱停的机动车占用。于是，原本可以自行解决的“最后一公里”被“黑车”填了空。在公交站点，有不少小轿车、摩托车、电动车等“黑车”聚集。由“黑车”引起的交通事故常常让人心有余悸。
5)英国哲学家阿兰·德波顿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发表文章，介绍并阐发了古代罗马哲学家塞内加关于人类灾难的哲学思考。
公元62年2月5日凌晨，一场强烈的震灾在坎帕尼亚省地底迸发，数千名毫无察觉的居民在几秒钟内丧命。庞培城内大部分建筑在睡梦中的人们头顶上坍塌。救援行动因随后发生的火灾而受阻。幸存者除了身上污黑的衣衫，失去了一切。在整个罗马帝国境内，到处是惊恐、难以置信和愤怒的情绪。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技术上最先进的民族，在大自然的脾气面前，怎会如此不堪一击?
这些痛苦与惶惑，引起了塞内加的注意。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来安慰他的刚刚遭逢灾难的读者，然而，他的安慰却多少显得生硬和阴郁：“你们说‘我没想到这一切会发生’，难道你们以为，当你知道某件事有可能发生，当你看见它已经发生，这件事居然还不会发生吗?”为了平息读者心中的不平，塞内加在公元62年的春季提醒大家：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刻想到未可预料的事情。平静，不过是历次混乱之间的间歇。没有什么是绝对可靠的，即便是我们双脚依凭的大地。
塞内加认为，由于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对我们的伤害最大，由于我们必须预想到所有事情，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必须牢记，最糟糕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每个人在驾车启程，走下楼梯，或是与朋友话别时，都应意识到各种致命的可能性。塞内加强调：“不应有始料未及之事。我们的思想应先行一步，去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们所要考虑的，不应仅是什么事常会发生，而更应是什么事有可能发生。人是什么?人是一件容器。哪怕是最轻微的振动，最小的颠簸，都会让它破碎。人的躯体软弱而易碎。”
在经历了大地震之后，许多人主张应疏散整个地区的民众，并且不要在震区重建房屋。但塞内加并不认为地球上会有一个地方具有彻底的安全。“谁又能保证，他们所站立的这块或那块土地，就是更好的地基呢?如果我们以为，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可以幸免于难，保证安全，那我们就错了……大自然还没用这种方式创造过任何永恒不变的东西。”
有中国学者读了阿兰·德波顿的文章之后这样解读塞内加的思想：没有绝对的安全，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历史正是一个与灾难相伴以及与灾难抗争的历史，而塞内加的思想看似悲观，却有助于我们培养忧患意识，有助于国人在灾难来临之际保持清醒、从容与淡定，并减轻灾难和流血带来的震惊，进而积极地应对灾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塞内加道出的是与中国古代改革家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相近的思想。
(四)“给定资料5”画线部分写道：“无论我们认为自己已变得多么高明和安全，自然灾难与人为灾难始终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自己的经验或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分析题】
阅读材料，根据要求完成教学设计任务。
材料一《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2011年版）》关于“光的反射”的内容要求为：“通过实验.探究并了解光的反射定律。”
材料二义务教育八年级物理某版本教科书“光的反射”一节，关于“探究光反射定律时的规律”的探究实验，如图10:
材料三 教学对象为义务教育八年级学生，已学过光的直线传播等。
任务：
(1)简述光的反射定律。（4分）
(2)根据上述材料，完成“探究光反射定律时的规律”学习内容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要求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过程（要求含有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可以采用表格式或叙述式）等。(24分)
【分析题】
（1）列举五种词汇呈现的方法。（10分）
（2）如指导小学生学习，试拟定教学目标。（10分）
（3）依据拟定的教学目标，设计导入和呈现环节的教学活动并说明设计理由（20分）
【分析题】
分析下列材料所体现的教育思想并加以评价：
“教学可以产生思想，而教育则形成品格，教育不能脱离教学，这就是我的教育的全部。”
“我得立刻承认，不存在‘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样……”
“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或者品格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
“为了得到收益而学习，为了谋求生计，为了娱乐，不管学习的人由此是好是坏，这里都和教育性的问题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