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傅国涌先生将知识分子分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并认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然而，在他列举的教师、医生、作家、科学研究者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中，哪些属于“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哪些属于“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恐怕不大说得清楚。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因为受到较好的教育，不论学的是什么专业，从事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与人类的道义责任紧密相连”。
      民间曾有过一个流传很广且略带贬义的称谓，叫作“花瓶”。谁都知道，花瓶是用来插花的，摆在那边很好看，但花瓶没有自己的耳目，更没有自己的大脑，只能任人摆布。富有幽默感的黎民百姓称某些被明确赋予参政议政和权力监督责任的知识界人士为“花瓶”，其寓意是很明白的。
    “宠物”与“花瓶”是有联系的。换言之，“宠物”由“花瓶”发展而来。“花瓶”之为“花瓶”，至少有一条是为“宠物”所继承了的，就是对于那些有权有势一言九鼎的人，不会碍手碍脚，倒是赏心悦目，所以能在那种场合摆下去。“宠物”与“花瓶”又大为不同，最主要的一条，是“宠物”富有主观能动性，这恰恰是“花瓶”所没有的——“宠物”能向主人摇尾巴，能朝着主人“汪汪”（或“咪咪”）地叫，会扑在主人的怀里撒娇，“花瓶”则不会。如此这般，“宠物”较之于“花瓶”，也就平添了诸多功利性，“宠物”所图的不仅是明哲保身，它们以获取权势人物的宠幸为最大的荣耀。邀宠唯恐不及，谈何谏诤与监督？“人类的道义责任”早被抛至九天云外去了。包括被称为“高级动物”的人在内，任何动物，首先都有物质的需要，首先都“属于蔬菜、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这是无可厚非的。“宠物”之不同，在于它们不是以自力而是以“邀宠”来满足这种物质的需要。它们的吃穿住行以及游乐、医疗等，也就为别的动物望尘莫及。“以做‘宠物’为荣，处处炫耀、显摆自己的‘宠物’身份”的某些知识分子，同样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炫耀”和“显摆”的却不只是房子、车子等“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那与“谏诤与监督”无关的级别与头衔上。
在普遍以政治文明与政治民主作为理想与追求的21世纪，如果“花瓶”进位为“宠物”，便不是什么好兆头。
（选自《杂文选刊》2010年第5期，有删改）
问题：
(1)文章第一段中，作者对于傅国涌的观点持何种态度？作者的观点又是怎样的？（4分）
(2)文中谈到“宠物”与“花瓶”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请谈谈你的理解。（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