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比如，诗或《诗经》作为文学形式，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审美和情感表达，是美学的，但自孔子时代始，其道德、政治喻义被历代经学家进行了无限发挥，《诗经》因此几乎成为社会风教和政教读本。与此一致，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其审美和艺术特性自不待言，但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或美与德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即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像在《论语・泰伯》中，孔子将人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一个人在幼年时代之所以要读诗，根本原因在于诗描绘的是人间的美好事物，诗的吟诵和学习能够兴发人性中美好的侧面，而这种人性的美好就是善。此后对于礼乐的修习，则同样是将道德行为与心性和谐置于美的浸润和环绕之中。据此，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美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境域。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曾讲，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的眼睛，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既不能掩饰其内在的人性之恶，也不能抑制他的道德之善。一个有德的人，只要“仁义礼智根于心”,就会“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使人的形貌成为道德的表象形式。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据此可以看到，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来讲，美不仅在源发意义上成为人性向善生成的内部动因，而且也是道德外化的形式。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得以形成。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无非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如《礼记・乐记》讲：“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也就是说，人生在世，天然地追求快乐，诗、歌、乐、舞是快乐的表现形式，由此引发的道德必然是有深邃人性根基的道德。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地对其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这是一种以“情深”为基础的“文明”,是由“和顺积中”而自然达成的“英华外发”。这种由美向德的自然生成，可以有效避免诸多道德教育弊端的出现。比如，美的内在充盈可以防止道德教育的空洞化和教条化，人对美的顺向接受可以缓解道德对人性的压力，美与德的贯通则可以解决因道德植入而使人性撕裂或异化的风险。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或者说，一种审美化和艺术化的道德，必然是人性化、人情化的道德，也必然是人更乐于认同并能够恒久持守的道德。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