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2017年8月18日，民政部网站公布了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半年运营情况，13家指定平台半年来总筹款额超过7.5亿元。
据统计，1-6月，13家指定平台共为全国两百多家公募慈善组织及其合作机构发布募捐信息超过1万条。在发布募捐信息的同时，平台为慈善组织开通在线筹款功能，半年来总筹款额超过7.5亿元，其中通过腾讯公益筹款3.3亿元、蚂蚁金服筹款2.¬¬1亿元、淘宝公益筹款1.22亿元。共有4.65亿次网民在线捐赠，捐赠主体由80后、90后构成，捐赠额度多在几元至几十元，呈现大众化、年轻化、小额化的趋势，“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扶贫济困”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文明风尚。
2.2017年8月29日，由腾讯公益发起的公益活动“小朋友画廊”刷爆朋友圈，活动参与者通过1元购画的方式对自闭症、脑瘫、精神失常等人士进行捐助。据统计，截至8月29日14:30，这一活动已募集到超过1500万元善款，共有580多万人参与募捐。
而正当朋友圈被“小朋友画廊”公益活动刷得火热时，一则消息突如其来。网上流传的一张,朋友圈截圈显示，有匿名人士爆料该活动背后有投资商参与，称受助者连十分之一的钱郝拿不到。随后，腾讯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小朋友画廊”H5是由腾讯公益和“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构联合出品的线上线下互动公益项目，不存在所谓的“投资商”。微信公众号“腾讯。也推送题为《你关心的“小朋友画廊”问题，【官方最全解答】在这》的推文，文中采访了WABC创始人苗世明，再次说明活动细则和钱款去向。尽管活动组织方及时澄清，但网上仍有不少人质疑善款的最终流向、画作真实性等细节，这给该次活动蒙上些许阴影。
长期以来，社会捐赠者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助者抱持俯视姿态，而忽视了受助者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两者处于不对等的位置上。捐助的“恩赐”意味较浓，公众也在一次次消费同情心的叙事中产生关注疲劳，其捐助积极性受到影响。
新媒体时代，移动传播技术为公益宣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小朋友画廊”这一公益项目中，每个人在购买画作后，都可以听到作者的留言，艺术作品替代了痛苦和不幸的叙事，积极进取的受助者和平等以待的捐助者取代了被动消极的受助者和心怀悲悯的捐助者。比起悲情捐款，这种平等交易式的慈善拉近了屏幕内外的距离。正视受捐者的社会能力，给予其应有的尊重和帮助，或是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一种更为可行的方式。
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发起“互联网+公益”活动。但“互联网+公益”并非只是将公益项目通过互联网传播，因为从当下号召力相对较大的公益项目看，很多项目是科技与创意相结合的结果，场景化公益让日常公益成为可能。
比如，“长城你造不造”计划是“游戏+传统文化+公益”的一次创新尝试。这个项目通过在爆款游戏中加入公益元素，扩大了长城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为长城修缮公益计划添砖加瓦。
再比如，用户的日常行为也可能变成公益举动。2017年，阿里巴巴提出“95公益周”的活动方案，集中展示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的公益行动：蚂蚁金服的“蚂蚁森林”鼓励用户将点滴绿色行为积攒下来，达到一定数量，就由公益组织在沙漠种下真实的树木。从土线开始，这个公益项目已经累计减排122万吨，累计种植真树1025万棵。菜鸟网络则发起绿色包裹行动，将用户选择环保包裹的行为与蚂蚁森林融合，使绿色包裹也成为蚂蚁森林能量的来源。团圆公益项目则联合高德地图，向全国用户提供就近采集DNA的定位服务，方便和帮助更多被拐孩子与寻亲家庭早日团圆。阿里健康鼓励人们以“随手拍”的形式，以手机记录身边盲道被占用的现象……
从这些公益项目不难发现，“互联网+公益”不再是简单的募捐，而是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举手之劳来实践公益、汇聚爱心。那些最为普及的公益，是身边每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是动动指尖、运动一下就可以献出的爱心，是激发创造力和参与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旗戟认为，高速发展的技术给公益赋能，使得公益脱离“一颗红心、一身劳苦”的苦干加敢干时代。无论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人机协同、区块链，还是社交网络、数字零售、远程教育、智慧医疗、农资分享、移动支付等，都是通过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飞跃，也带来了社会形态、沟通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而改变社会形态、组织行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新技术让“公益的社会”有了实现的基础。
4.2017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复兴门地铁站A口附近，一名男子脱光衣服，只穿一条内裤跪在地上，举着一根木棍求路人打他屁股，打一棍10元。这是一场炒作？随后，该男子表示，自己的孩子确实患有眼疾，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医药费。目前他已带妻儿回老家，计划为孩子筹到钱后再进京看病。
从传播效果上看，一些个体求助时采用“悲情”方式，确实更能引起媒体关注。求助者通过媒体关注，进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同情，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是，在习惯了各种炒作的语境下，冬天裸露上身“有偿打屁股”，为孩子筹治疗费用，即使情况真实，也难逃“悲情秀”的嫌疑。
同情是公益的原始动力，但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靠煽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再通过媒体进行放大，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其实，公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是对弱势与身处危难境地的人们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让他们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权利。这需要公益慈善走向组织化、社会化，成为政府保障兜底之外的有益补充，让公民的捐赠成为常态，而不再只是针对具体对象的直接赠予。
个体求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其实也是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一个标志。一些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出炒作倾向，背后策划的痕迹越发明显。比如，“跪爬救父”“父亲卖卫生巾救女”等时间，都在演绎着“比惨”的传播逻辑。
然而，如果在传播上剑走偏锋，过于依赖媒体对事件进行放大，则有可能导致道德准则的迷失和事情本质的失焦，如2016年引发舆论关注的刘燕“偷鸡腿救女”事件，经网络发酵后，两小时内捐款超过30万元。而与之相反的是，刘燕的“病室友”王玉琴，一本正经地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众筹期结束后，也只筹到2万元。对比之下，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
过于依赖媒体，不仅导致求助行为的变形，还会裂变社会心态。如“偷鸡腿救女”事件深陷道德争议的漩涡，有人说“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嘛”。非道德的行为换来利己的结果，还有道义的豁免权，如何让人心理平衡，不去效仿？此外，“打悲情牌”来吸引社会的怜悯，也容易放大网络直捐的软肋，许多靠炒作出位的求助捐赠，都掉入了骗捐的争议陷阱。
求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做大慈善公益蛋糕，让更多人在慈善公益机制内得到救济。
比如孩子得了严重的眼疾，做家长的应该在第一时间想到政府和专门的慈善基金来满足救助需求，而非牺牲尊严形同乞讨。
5．贵州省E县M乡位于西南丛山叠岭最深处，这里世代居住着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族群。物资匮乏、交通闭塞、信息滞后等原因导致当地的教育现状极度复杂。2014年，扬州大学一群怀揣教育梦的志愿者扎根在这里，一场教育扶贫“接力赛”就此展开。
当马匹第一次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进寨时，当地旗山寨村小学的马校长对这群衣着光鲜的大学生颇为不屑，“这里前后人驻过不少外来志愿者，但大多浅尝辄止”。
事实的确如此，当地的教育困境并不缺乏社会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益力量“输血”山区。木厂小学是当地最偏远、落后的村小之一。这里的孩子每年接受社会捐赠的书包有四五个。校长张某哭笑不得，“仓库里受赠的各类教学器材堆积如山，落了厚厚一层灰”。
“大家都有意扶助教育，但为什么没能改变现状？”已连续多年走进山区的志愿者朱某认为，政府主导着政策优势，高校有大量的志愿者，企业有着雄厚的物资支撑，公益组织的实践经验丰富，媒体能够起到良好的宣传和监督作用。事实上，当地的教育扶贫并非完全资源不足，而是各种力量太分散。
如果把各种资源凝聚起来，将会产生巨大的公益合力。从2014年开始，扬州大学启动了“益往黔行”公益项目。团队主动与当地政府对接，并立足于公益需求，联合了苏、京、沪等地的企蓝、公益组织、媒体等卡余家单位联合实施。
除了开展常规的支教助学活动，志愿者们搭建了一个挖掘“潜在公益”孵化平台。该平台更注重公益资源的整舍。匝队借助高校韵人力资源，以公益：创业的形式：为企业公益项目提供专业性的策划与指导，实现资源“引流”山区。此外，他们还充当政府和公益机构的“智囊团”，配合开展山区调研，提升公益帮、抉的精准度。
“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引导并优化不嚼类别的社会型体跨界共戗。”该校团委刘副书记介绍，我们建立一个开放的“朋友圈”，协调发挥各自特点与特长，从而构建能够自循环成长的微型公益生态链。
一直以来，木厂小学只配置了3名当地教师，一至六年级80余名学生共用3间教室。因为师资不足，孩子们只能轮流上课，且只教授语文和数学，即便这样，也有些班级两天才能排上一次课。大部分村小音乐、美术、科技、文艺、审美教育等素质教学环节几乎空白。
“大山阻隔了孩子们的视野，但不能拆断他们追逐梦想韵翅膀。从2014年开始，志愿者们在马背上建立起“第二课堂”。指南针、风向标、投影仪……近四年的耐间里，团队用肩扛、用马拉，带着新奇的课堂器材，在山与山之间流动，累计开展素质拓展教学3000余课时。
留守儿童或多藏少存在心理抑郁、精神焦虑等惘题。针对当地爵守衍生问题，公益团队与当域政府含作，联合开发了“创艺家”公益课程。该模块专门针对留守儿童心癌健康问题，研发手工、音乐等课程进行艺术治疗。课程早期在苏、皖等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融入当地元素，已累计在该地区10余所小学铺开。
“团队以‘联盟化’，破解资潦低效率难题，以‘驻点化’破解支教短期性难题；以‘标准化’破解教育业余化难题。”扬州大学后勤保障处吴某介绍，除予补足教学上的短板，项目更注重建立模块化的帮扶体系。团队设立教学辅导、心理诊疗、设施援建、师资培训等帮扶模块，精准嵌入当逝教育短板中。
2017年7月开始，一场大规模撤并村小的运动在当地轰轰烈烈地展开。随着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当地已有能力将大部分高年级生源集中到城镇，进而推动农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档升级。
随着国家和社会逐年加大对西部教育的扶持力度，很多地区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但在部分偏远山区，师资流失的问题却“积重难返”。旗山寨村小学的马校长有着20多年的教龄，已经46岁的他却是学校7名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教师年龄大也意味着知识结构的老化，一群‘老头老太’连基本的音体美课程都很难开展，更别提多媒体教学等新事物了。”
将生源集中也非万全之策。低年级学生和木厂小学这样的偏远学校很难纳入城镇教学体系中来。一方面是城镇教学条件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是山区村小的功能弱化。怎样避免偏远山区产生被边缘化的“马太效应”？
2017年8月，“益往黔行”公益项目因势利导做了调整，向偏远山区这样的“教育极地”加大资源倾斜的力度。面向短期内无法走出来的偏远山区“老教师”及低年级教育工作者，设立“教师发展基金”。聘请专家有针对性地提供教学理念和能力的培训。此外，公益课程也逐步向低龄化调整，并逐步在偏远山区的幼儿园和教学点等建立定向帮扶关系。
“外来公益力量一直都是当地教育生态的重要补充。”在扬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叶某看来，真正推动山区教育革新的生力军本就应是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外来和内生的教育力量只有同频共振，供给和需求实现精准匹配，才能实现帮扶效果的最大化。
6．校友捐赠在中国当下还有一扇半开半掩的门：门外的校友不完全知道这钱捐出去后会怎样用，用得效果如何；门内的校方期盼着有更多的捐赠，却苦于吸纳捐赠的良方不多。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校友捐赠越来越踊跃，校友单笔捐款数额越来越大。尽管如此，中国的校友捐赠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客观上，众多大学需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弓社会捐赠，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黼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然而，如何用好校友捐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能够吸引捐款的多少。与欧美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数额上，而且也体瑰在思想观念、制度和常规的管理上，急需要做的是换位思考，完善制度，开放透明。
很多人不愿给学校捐款的第一个理由是学校似乎不需要捐款，尤其是中小额捐款，而欧美大学却不会放弃对数额不大的捐赠的争取。因此，要想争取到更多捐款，高校应该放下身段；转变把校友捐款当作财政拨款使用的意识。用校友的捐款就必须用用途明确、责权清晰、尽可能发挥最大效益，及时反馈使用情况。。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学没有做好校友的联络工作。曾有捐款者反映，不少高校接受捐款时举行隆重的仪式，此后便没有音信，钱到底怎么用了，捐赠者，所知无几。由此看来，对校友捐款的使用要建立经常性的沟通机制，让捐赠者知道资金使用情况；及时了解使用效果，甚至要知道使用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为了让校友措赠用得更有效，高校应该成立专门委员会和执行机构，统一规划和协调校友捐赠工作，依据各笔经费捐赠者的意向和诉求，更为合理适当地使用好每一笔捐款，做好捐赠资金的管理和运作工作，让捐款的使用与在校学生的成长发展高度契合。
大学在使用校友捐赠时要注意捐赠体验。一些学校热衷于搞“捐赠数额排名，对捐多捐少不同对待，或以道德绑架的方式让校友产生捐赠压力，只会给人不好的捐款体验。学校应当及时公开捐款使用账目和审计结果，加强对捐赠项目的绩效评估，尽可能采取适当方式回报捐赠者，比如国际上通用的给予捐赠人命名权和荣誉称号；特定情况下还可以考虑让捐赠者享受一定福利，这都是对校友措赠行为钓墩赫和奖励。
与国际上很多知名高校既能够连续获得大额捐赠，又能够源源不断获得很多校友的中小
额度捐赠相比，国内商校韵捐赠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美国排名前十位的研究型大学的捐赠基金通常能达到百亿美元规模。高校捐赠基金一般委托给职业化的基金经理人员进行投资管理。这些高校的捐赠基金通常不使用本金，而是把保值增值的收益投入到学校年度预算。
而国内高校捐赠基金的规模总体很小，部分捐赠基金会直接纳入学校预算。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国内高校所获捐赠额度总体仍然很小，而学校快速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缺口比较大，很多高校通过银行贷款筹集学校建设资金，一旦有捐赠就紧急用于平衡预算了。二是多数捐赠都会直接指定具体的使用方向。
近年来，我国在高校捐赠的制度建设与氛围营造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是负责基金会工作的人员很多不是专业出身，缺乏运作捐赠、管理基金所需的能力。
从大学层面来看，社会捐赠工作也早已成为大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校董会、校长跟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密切配合，将筹款工作视为自己的重要责任。
从根本上来讲，校友捐赠对高校而言是一项感情投资的回报。学生在大学求学期间能否得到学校的善待，能否在学校获得改变自己人生的学习体验，能否在学校期间感受到令人难以忘却的校园文化，是他们在未来成为校友并且具备捐赠能力之后能否产生捐赠意愿的关键所在。而唯有真正善待学生，才能播下校友捐赠的“种子”。
7．自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将在法律的规范与保障下发扬光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将每年的9月5日定为“中华慈善日”，以动员和引导更多人自觉依法投身慈善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要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切，无疑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由己及人的传统一直贯穿古今。然而，在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慈善领域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抬头，利益驱动下韵不规范甚至虚假慈善等现象，让善行面临窘境，让善意遭到透支，更让行善者无所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作为我国慈善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明确了慈善活动的范围与定义，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资格与行为，回应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信托制度，提出了政府促进慈善事业的措施，确立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先生多年前的这句话，于今天而言仍有意义。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我们彼此息息相关。作为社会运行黏合剂与润滑剂，融入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慈善事业，可以让公共生活更有情怀、更有品质。所以说，慈善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组织的事情，而是需要更多人投身的事业。以法兴善，可让慈善结出善果，成为亮丽风景，让明天更好。让慈善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慈善，慈善的触角方能伸向更广范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慈善”格局方能真正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