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格检查考试项目：测量肝上下径 。
参考答案
参考解析
【分析题】
1.题目：《木兰诗》
2.内容：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3.基本要求：
（1）反复诵读，理解文章大意。
（2）体会木兰的人物形象。
（3）适当板书。
（4）试讲10分钟左右。
【分析题】
《身边的侵害与保护》
种种侵害
14岁的张雷走在上学的途中，一辆轿车迎面驶来撞伤张雷，由于司机撞人逃逸，张雷因抢
救不及时而致终身瘫痪。
张雷受到来自哪些方面的伤害？
8岁的孩子小明上学多次未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还逃课。对此，他的母亲非常不满，经常
打骂，导致最终辍学。
小明受到的侵害来自哪些方面？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上图中青少年受到的侵害主要是来自哪些方面？
这些侵害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什么影响？
在我们周围还存在哪些侵害？
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重要时期，各方面都很不成熟。由于社会环境复杂，存在着
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因素，侵犯青少年合法权益的损害身心健康的现象，还时有发生。
身边的保护
杜鹃的父亲封建思想很严重，认为女孩子读书没用，一直有意让她辍学。初三时杜鹃的成
绩出现波动，为此父亲逼她辍学。杜鹃找到老师说明这件事，老师主动做她父亲的工作，邻居也帮忙，最终维护了杜鹃正常的教育权，使她最终能够继续自己的学习生活。
杜鹃受到的侵害来自于哪里？
她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她得到哪些方面的帮助和保护？
青少年由于身心尚未成熟、社会经验不足，在面对侵害行为、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时，往往
处于被动地位而受到伤害，因而要加强自我保护。
相关链接：青少年保护教育，中共共青团委在高校出台相关方案。
要求：
(1)设计本课题的教学目标。（9分）
(2)设计本课题的教学重点、难点，并说明理由。（8分）
(3)设计本课题的教学导入。（9分）
【分析题】
给定资料
1.2017年8月18日，民政部网站公布了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上半年运营情况，13家指定平台半年来总筹款额超过7.5亿元。
据统计，1-6月，13家指定平台共为全国两百多家公募慈善组织及其合作机构发布募捐信息超过1万条。在发布募捐信息的同时，平台为慈善组织开通在线筹款功能，半年来总筹款额超过7.5亿元，其中通过腾讯公益筹款3.3亿元、蚂蚁金服筹款2.¬¬1亿元、淘宝公益筹款1.22亿元。共有4.65亿次网民在线捐赠，捐赠主体由80后、90后构成，捐赠额度多在几元至几十元，呈现大众化、年轻化、小额化的趋势，“人人公益、随手公益、扶贫济困”正在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文明风尚。
2.2017年8月29日，由腾讯公益发起的公益活动“小朋友画廊”刷爆朋友圈，活动参与者通过1元购画的方式对自闭症、脑瘫、精神失常等人士进行捐助。据统计，截至8月29日14:30，这一活动已募集到超过1500万元善款，共有580多万人参与募捐。
而正当朋友圈被“小朋友画廊”公益活动刷得火热时，一则消息突如其来。网上流传的一张,朋友圈截圈显示，有匿名人士爆料该活动背后有投资商参与，称受助者连十分之一的钱郝拿不到。随后，腾讯公司发布声明表示，“小朋友画廊”H5是由腾讯公益和“WABC无障碍艺途，公益机构联合出品的线上线下互动公益项目，不存在所谓的“投资商”。微信公众号“腾讯。也推送题为《你关心的“小朋友画廊”问题，【官方最全解答】在这》的推文，文中采访了WABC创始人苗世明，再次说明活动细则和钱款去向。尽管活动组织方及时澄清，但网上仍有不少人质疑善款的最终流向、画作真实性等细节，这给该次活动蒙上些许阴影。
长期以来，社会捐赠者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助者抱持俯视姿态，而忽视了受助者自身存在的独特价值，两者处于不对等的位置上。捐助的“恩赐”意味较浓，公众也在一次次消费同情心的叙事中产生关注疲劳，其捐助积极性受到影响。
新媒体时代，移动传播技术为公益宣传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小朋友画廊”这一公益项目中，每个人在购买画作后，都可以听到作者的留言，艺术作品替代了痛苦和不幸的叙事，积极进取的受助者和平等以待的捐助者取代了被动消极的受助者和心怀悲悯的捐助者。比起悲情捐款，这种平等交易式的慈善拉近了屏幕内外的距离。正视受捐者的社会能力，给予其应有的尊重和帮助，或是慈善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一种更为可行的方式。
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发起“互联网+公益”活动。但“互联网+公益”并非只是将公益项目通过互联网传播，因为从当下号召力相对较大的公益项目看，很多项目是科技与创意相结合的结果，场景化公益让日常公益成为可能。
比如，“长城你造不造”计划是“游戏+传统文化+公益”的一次创新尝试。这个项目通过在爆款游戏中加入公益元素，扩大了长城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力，为长城修缮公益计划添砖加瓦。
再比如，用户的日常行为也可能变成公益举动。2017年，阿里巴巴提出“95公益周”的活动方案，集中展示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的公益行动：蚂蚁金服的“蚂蚁森林”鼓励用户将点滴绿色行为积攒下来，达到一定数量，就由公益组织在沙漠种下真实的树木。从土线开始，这个公益项目已经累计减排122万吨，累计种植真树1025万棵。菜鸟网络则发起绿色包裹行动，将用户选择环保包裹的行为与蚂蚁森林融合，使绿色包裹也成为蚂蚁森林能量的来源。团圆公益项目则联合高德地图，向全国用户提供就近采集DNA的定位服务，方便和帮助更多被拐孩子与寻亲家庭早日团圆。阿里健康鼓励人们以“随手拍”的形式，以手机记录身边盲道被占用的现象……
从这些公益项目不难发现，“互联网+公益”不再是简单的募捐，而是鼓励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用举手之劳来实践公益、汇聚爱心。那些最为普及的公益，是身边每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小事，是动动指尖、运动一下就可以献出的爱心，是激发创造力和参与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北京大学新媒体营销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马旗戟认为，高速发展的技术给公益赋能，使得公益脱离“一颗红心、一身劳苦”的苦干加敢干时代。无论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人机协同、区块链，还是社交网络、数字零售、远程教育、智慧医疗、农资分享、移动支付等，都是通过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飞跃，也带来了社会形态、沟通方式、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而改变社会形态、组织行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新技术让“公益的社会”有了实现的基础。
4.2017年1月11日下午，北京复兴门地铁站A口附近，一名男子脱光衣服，只穿一条内裤跪在地上，举着一根木棍求路人打他屁股，打一棍10元。这是一场炒作？随后，该男子表示，自己的孩子确实患有眼疾，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医药费。目前他已带妻儿回老家，计划为孩子筹到钱后再进京看病。
从传播效果上看，一些个体求助时采用“悲情”方式，确实更能引起媒体关注。求助者通过媒体关注，进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同情，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是，在习惯了各种炒作的语境下，冬天裸露上身“有偿打屁股”，为孩子筹治疗费用，即使情况真实，也难逃“悲情秀”的嫌疑。
同情是公益的原始动力，但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靠煽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再通过媒体进行放大，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其实，公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是对弱势与身处危难境地的人们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让他们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权利。这需要公益慈善走向组织化、社会化，成为政府保障兜底之外的有益补充，让公民的捐赠成为常态，而不再只是针对具体对象的直接赠予。
个体求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其实也是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一个标志。一些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出炒作倾向，背后策划的痕迹越发明显。比如，“跪爬救父”“父亲卖卫生巾救女”等时间，都在演绎着“比惨”的传播逻辑。
然而，如果在传播上剑走偏锋，过于依赖媒体对事件进行放大，则有可能导致道德准则的迷失和事情本质的失焦，如2016年引发舆论关注的刘燕“偷鸡腿救女”事件，经网络发酵后，两小时内捐款超过30万元。而与之相反的是，刘燕的“病室友”王玉琴，一本正经地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众筹期结束后，也只筹到2万元。对比之下，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
过于依赖媒体，不仅导致求助行为的变形，还会裂变社会心态。如“偷鸡腿救女”事件深陷道德争议的漩涡，有人说“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嘛”。非道德的行为换来利己的结果，还有道义的豁免权，如何让人心理平衡，不去效仿？此外，“打悲情牌”来吸引社会的怜悯，也容易放大网络直捐的软肋，许多靠炒作出位的求助捐赠，都掉入了骗捐的争议陷阱。
求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做大慈善公益蛋糕，让更多人在慈善公益机制内得到救济。
比如孩子得了严重的眼疾，做家长的应该在第一时间想到政府和专门的慈善基金来满足救助需求，而非牺牲尊严形同乞讨。
5．贵州省E县M乡位于西南丛山叠岭最深处，这里世代居住着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族群。物资匮乏、交通闭塞、信息滞后等原因导致当地的教育现状极度复杂。2014年，扬州大学一群怀揣教育梦的志愿者扎根在这里，一场教育扶贫“接力赛”就此展开。
当马匹第一次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进寨时，当地旗山寨村小学的马校长对这群衣着光鲜的大学生颇为不屑，“这里前后人驻过不少外来志愿者，但大多浅尝辄止”。
事实的确如此，当地的教育困境并不缺乏社会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益力量“输血”山区。木厂小学是当地最偏远、落后的村小之一。这里的孩子每年接受社会捐赠的书包有四五个。校长张某哭笑不得，“仓库里受赠的各类教学器材堆积如山，落了厚厚一层灰”。
“大家都有意扶助教育，但为什么没能改变现状？”已连续多年走进山区的志愿者朱某认为，政府主导着政策优势，高校有大量的志愿者，企业有着雄厚的物资支撑，公益组织的实践经验丰富，媒体能够起到良好的宣传和监督作用。事实上，当地的教育扶贫并非完全资源不足，而是各种力量太分散。
如果把各种资源凝聚起来，将会产生巨大的公益合力。从2014年开始，扬州大学启动了“益往黔行”公益项目。团队主动与当地政府对接，并立足于公益需求，联合了苏、京、沪等地的企蓝、公益组织、媒体等卡余家单位联合实施。
除了开展常规的支教助学活动，志愿者们搭建了一个挖掘“潜在公益”孵化平台。该平台更注重公益资源的整舍。匝队借助高校韵人力资源，以公益：创业的形式：为企业公益项目提供专业性的策划与指导，实现资源“引流”山区。此外，他们还充当政府和公益机构的“智囊团”，配合开展山区调研，提升公益帮、抉的精准度。
“项目最大的亮点是引导并优化不嚼类别的社会型体跨界共戗。”该校团委刘副书记介绍，我们建立一个开放的“朋友圈”，协调发挥各自特点与特长，从而构建能够自循环成长的微型公益生态链。
一直以来，木厂小学只配置了3名当地教师，一至六年级80余名学生共用3间教室。因为师资不足，孩子们只能轮流上课，且只教授语文和数学，即便这样，也有些班级两天才能排上一次课。大部分村小音乐、美术、科技、文艺、审美教育等素质教学环节几乎空白。
“大山阻隔了孩子们的视野，但不能拆断他们追逐梦想韵翅膀。从2014年开始，志愿者们在马背上建立起“第二课堂”。指南针、风向标、投影仪……近四年的耐间里，团队用肩扛、用马拉，带着新奇的课堂器材，在山与山之间流动，累计开展素质拓展教学3000余课时。
留守儿童或多藏少存在心理抑郁、精神焦虑等惘题。针对当地爵守衍生问题，公益团队与当域政府含作，联合开发了“创艺家”公益课程。该模块专门针对留守儿童心癌健康问题，研发手工、音乐等课程进行艺术治疗。课程早期在苏、皖等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融入当地元素，已累计在该地区10余所小学铺开。
“团队以‘联盟化’，破解资潦低效率难题，以‘驻点化’破解支教短期性难题；以‘标准化’破解教育业余化难题。”扬州大学后勤保障处吴某介绍，除予补足教学上的短板，项目更注重建立模块化的帮扶体系。团队设立教学辅导、心理诊疗、设施援建、师资培训等帮扶模块，精准嵌入当逝教育短板中。
2017年7月开始，一场大规模撤并村小的运动在当地轰轰烈烈地展开。随着城镇基础设施的改善，当地已有能力将大部分高年级生源集中到城镇，进而推动农村教育教学质量的提档升级。
随着国家和社会逐年加大对西部教育的扶持力度，很多地区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但在部分偏远山区，师资流失的问题却“积重难返”。旗山寨村小学的马校长有着20多年的教龄，已经46岁的他却是学校7名教师中最年轻的一位。“教师年龄大也意味着知识结构的老化，一群‘老头老太’连基本的音体美课程都很难开展，更别提多媒体教学等新事物了。”
将生源集中也非万全之策。低年级学生和木厂小学这样的偏远学校很难纳入城镇教学体系中来。一方面是城镇教学条件的稳步提升，另一方面是山区村小的功能弱化。怎样避免偏远山区产生被边缘化的“马太效应”？
2017年8月，“益往黔行”公益项目因势利导做了调整，向偏远山区这样的“教育极地”加大资源倾斜的力度。面向短期内无法走出来的偏远山区“老教师”及低年级教育工作者，设立“教师发展基金”。聘请专家有针对性地提供教学理念和能力的培训。此外，公益课程也逐步向低龄化调整，并逐步在偏远山区的幼儿园和教学点等建立定向帮扶关系。
“外来公益力量一直都是当地教育生态的重要补充。”在扬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叶某看来，真正推动山区教育革新的生力军本就应是当地的教育工作者和普通民众。外来和内生的教育力量只有同频共振，供给和需求实现精准匹配，才能实现帮扶效果的最大化。
6．校友捐赠在中国当下还有一扇半开半掩的门：门外的校友不完全知道这钱捐出去后会怎样用，用得效果如何；门内的校方期盼着有更多的捐赠，却苦于吸纳捐赠的良方不多。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校友捐赠越来越踊跃，校友单笔捐款数额越来越大。尽管如此，中国的校友捐赠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相比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的状况在短期内还难以改变。客观上，众多大学需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弓社会捐赠，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黼拟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然而，如何用好校友捐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能够吸引捐款的多少。与欧美大学相比，中国大学校友捐赠的差距不仅体现在数额上，而且也体瑰在思想观念、制度和常规的管理上，急需要做的是换位思考，完善制度，开放透明。
很多人不愿给学校捐款的第一个理由是学校似乎不需要捐款，尤其是中小额捐款，而欧美大学却不会放弃对数额不大的捐赠的争取。因此，要想争取到更多捐款，高校应该放下身段；转变把校友捐款当作财政拨款使用的意识。用校友的捐款就必须用用途明确、责权清晰、尽可能发挥最大效益，及时反馈使用情况。。
中国大学校友捐赠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学没有做好校友的联络工作。曾有捐款者反映，不少高校接受捐款时举行隆重的仪式，此后便没有音信，钱到底怎么用了，捐赠者，所知无几。由此看来，对校友捐款的使用要建立经常性的沟通机制，让捐赠者知道资金使用情况；及时了解使用效果，甚至要知道使用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为了让校友措赠用得更有效，高校应该成立专门委员会和执行机构，统一规划和协调校友捐赠工作，依据各笔经费捐赠者的意向和诉求，更为合理适当地使用好每一笔捐款，做好捐赠资金的管理和运作工作，让捐款的使用与在校学生的成长发展高度契合。
大学在使用校友捐赠时要注意捐赠体验。一些学校热衷于搞“捐赠数额排名，对捐多捐少不同对待，或以道德绑架的方式让校友产生捐赠压力，只会给人不好的捐款体验。学校应当及时公开捐款使用账目和审计结果，加强对捐赠项目的绩效评估，尽可能采取适当方式回报捐赠者，比如国际上通用的给予捐赠人命名权和荣誉称号；特定情况下还可以考虑让捐赠者享受一定福利，这都是对校友措赠行为钓墩赫和奖励。
与国际上很多知名高校既能够连续获得大额捐赠，又能够源源不断获得很多校友的中小
额度捐赠相比，国内商校韵捐赠工作还处在起步阶段。美国排名前十位的研究型大学的捐赠基金通常能达到百亿美元规模。高校捐赠基金一般委托给职业化的基金经理人员进行投资管理。这些高校的捐赠基金通常不使用本金，而是把保值增值的收益投入到学校年度预算。
而国内高校捐赠基金的规模总体很小，部分捐赠基金会直接纳入学校预算。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国内高校所获捐赠额度总体仍然很小，而学校快速发展所面临的资金缺口比较大，很多高校通过银行贷款筹集学校建设资金，一旦有捐赠就紧急用于平衡预算了。二是多数捐赠都会直接指定具体的使用方向。
近年来，我国在高校捐赠的制度建设与氛围营造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但是负责基金会工作的人员很多不是专业出身，缺乏运作捐赠、管理基金所需的能力。
从大学层面来看，社会捐赠工作也早已成为大学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校董会、校长跟专业机构与专业人员密切配合，将筹款工作视为自己的重要责任。
从根本上来讲，校友捐赠对高校而言是一项感情投资的回报。学生在大学求学期间能否得到学校的善待，能否在学校获得改变自己人生的学习体验，能否在学校期间感受到令人难以忘却的校园文化，是他们在未来成为校友并且具备捐赠能力之后能否产生捐赠意愿的关键所在。而唯有真正善待学生，才能播下校友捐赠的“种子”。
7．自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将在法律的规范与保障下发扬光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规定，将每年的9月5日定为“中华慈善日”，以动员和引导更多人自觉依法投身慈善事业。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慈善事业、优抚安置等制度，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要发展残疾人事业，加强残疾康复服务，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切，无疑为我国公益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
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由己及人的传统一直贯穿古今。然而，在时代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慈善领域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抬头，利益驱动下韵不规范甚至虚假慈善等现象，让善行面临窘境，让善意遭到透支，更让行善者无所适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作为我国慈善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明确了慈善活动的范围与定义，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资格与行为，回应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确了慈善信托制度，提出了政府促进慈善事业的措施，确立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先生多年前的这句话，于今天而言仍有意义。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之下，我们彼此息息相关。作为社会运行黏合剂与润滑剂，融入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慈善事业，可以让公共生活更有情怀、更有品质。所以说，慈善并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组织的事情，而是需要更多人投身的事业。以法兴善，可让慈善结出善果，成为亮丽风景，让明天更好。让慈善与社会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让更多的人愿意参与慈善，慈善的触角方能伸向更广范围，“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慈善”格局方能真正形成。
根据给定资料1—3，归纳概括互联网给慈善领域带来的新变化。（15分）
要求：概括全面，表述准确，不超过200字。
【分析题】
给定材料
材料1：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社会的稳定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更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农村纠纷处于多发期。
纠纷普遍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农村纠纷主要是指发生在农村的民事纠纷，或者所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是农村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主体的社会纠纷。当前，我国农村纠纷解决的方式，一是和解，是指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之间自行协调，化解分歧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通常被称为“私了”。二是调解，就是引入第三方，以公正、公平的立场，对纠纷各方进行劝解、说服、教育、协商，促使纠纷各方达成协议谅解、解决纠纷方式。第三方可以是双方关系都较好的亲友长辈、村乡镇干部、当地人民调解员、政府机关调解部门。三是行政处理，是指乡镇政府及行政机关派出机构(包括工商管理所、公安派出所、乡司法所、综治办等部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对纠纷进行处理解决。四是仲裁，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仲裁委员会是非司法机构，一般由农村行业自治组织的专家、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等组成，其裁判结果对纠纷当事人有强制约束力。五是诉讼，也就是“打官司”，这是村民导求解决纠纷的最权威、最有效也是最后的途径。这几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性质、功能、程序和形式各不相同，包括了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材料2：
新年伊始，家住C市Z镇某村的王姓老人一纸诉状将自己的几个儿女告上了法庭。王老人膝下育有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按照农村的习俗，老人由两个儿子轮流赡养，各家尽着自己的本事，相安无事。直到2013年底，大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种平和的状态就此被打破。大儿媳和大孙子搬到C市市区居住，他们认为再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多有不便，于是提出将老人送往敬老院，费用两家分摊。但是，小儿子提出按照农村的习俗，家有儿子而将父母送往敬老院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所以，小儿子坚决不同意将母亲送往敬老院的做法。至于出嫁的女儿，由于在传统观念上已经被界定为“外人”，所以也不便发表意见，大家就老人赡养问题经多次协商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出现老人生活无人照料的情况。村委会多次上门做工作，终无结果。最终，老人把儿女告上法庭。
E村村民老王和老李的老宅基地相之间有1米的公地。后来，老王将老屋拆除重新改建，占用了两家的公地。邻居老李见势也不甘示弱，在老层改建中占用了剩余空地，致使两家的房屋紧贴。老王认为老李新改建房屋设施严重影响其住房采光、通风，而老李则认为老王霸占公地盖房，自己没有什么错。为些，两家多次发生争吵，虽然镇村多次调解，甚至对簿公堂，但双方各不让步，导致纠纷一直得不到解决，积怨11年。经过村干部调解员长达一年的悉心开导，苦口婆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讲法律，明是非，讲人情，双方当事人才转变了态度，你家道歉，我家让地，握手言和。
2007年，G镇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老郭家的房屋因靠近公路被列为拆迁房。当时，老郭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意见，多次与村委会协商未果，闹起了纠纷。此后的七年里，频频到乡镇、市里上访，甚至闹访，一时间成为当地闻名的老上访户。2014年，乡领导把此事作为重点，多次找村、镇、市领导协商解决。帮助其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拆迁补偿款。终于使老郭在原先的宅基地上盖起了160平米的大平房，马上就要开始内部装修，老郭心中积累多年的怨气也被化解了，逢人就说：“政府是我们村民的知心人，我以后再也不上访了。”
2000年，B村将92亩土地租给本村一村种植水稻，签订的合同2014年到期。合同期满前，该承包人在没有和村委会商议的情况下，私自跟村里的一合作社签订协议，将92亩土地的承包期又签了10年。村委会要求按约收回承包地，当事人以已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土地。双方经过多次调解未果，矛盾不断加深。最后，村委会向奉贤区土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很快仲裁结果下来，村委会如期将土地收回，村集体土地权益得到了维护。
陈秀英所在的松江区车墩镇联庄村，是黄浦江水源一级保护区。10年前，一名商人向村里承租了十余亩非耕地，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加盖厂房，分别出租给6户企业。经过环保部门鉴定，这6家企业均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一来，村里环境也变了。”6家企业所在地，离黄浦江仅200米，四周都是村民楼房。“纸箱厂、塑胶厂的机器一开动，油墨味刺鼻，在家都能闻到。”村民们不敢把衣服晒到外面，怕沾上粉尘和味道，大白天也要关门窗。厂房排出来的废水直接流入村里的大明沟，“黑黑的，有味道，老吓人的!”当镇村相关部门找到承租人和6家企业经营者时，他们先是拒绝拆除，后又开始要价，迟迟不愿搬迁拆除。最后，经过5个月的谈判、协商，才同意拆除，并与村委会签订了资产补偿款协议书。
K镇吴村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起因源于一场征地纠纷。几年前，吴村村委会和K镇人民政府签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将村里的246亩集体土地租给镇政府开发，每年每亩租金为1900元，租期50年。然而，某天一村民在省国土厅网站“闲逛”时，偶然发现吴村这些土地已经被出售给了J市五金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怎么能出售呢?消息传开，村民拨打纪检监察和信访部门的举报电话，并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K镇和J市一直未能给出明确答复，导致村民情绪激动，开始通过堵路等形式表达诉求，并于近日演变成一场群体性事件。关于这场 冲突，K镇政府的通报是：X日起，吴村部分村民因征地补偿及历史遗留问题，在J市五金公司门口聚集，用砖块拦截该公司出入通道。X日下午，有村民反映，五金公司准备组织300名员工清场。为避免双方发生冲突，16时，当地公安分局组织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镇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清理现场路障，在这过程中有村民起哄，一些村民互相推搡，造成镇政府工作人民梁某被村民投掷的石头砸伤头部，村民冯某、霍某头部受伤，三人送医院经CT检查，均为皮外伤。
材料3：
中国乡村社会向来推崇“以和为贵”的传统道德和处世原则，有着“排难解纷”、“息诉止讼”的优良传统。明代思想家薛瑄曾说，“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因此，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纠纷最主要最常用的解决方式是调解。“无讼”、“以和为贵”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代的民间调解组织的形成、兴盛，形成了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等调解方式。民间调解纠纷的依据主要是民间生活中的风俗习惯、礼仪礼节、家法家规、宗教规条、村规民约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在民间调解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了人民调解制度，这是一项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纠纷化解机制，被西方人士称为“东方经验”。人民调解制度使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 自治活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规定，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由村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员由推选产生的人民调解委员和人民调解委员会聘任的人员担任。
材料4：
“这老宅院早应该翻修了。”
“说的简单，翻修的钱从哪儿来?”
一大早，A县东沟村村委会大楼里的吵闹声引来了街坊四邻的围观。在一间挂有“矛盾纠纷调解室”门牌的小屋子里，该村一对亲兄弟因为翻修老宅院的问题争执多日，早已被村调解员老郝掌握并记录在册。这天，老郝专门请他们俩来调解室“吵架”，调解室里，几乎反目的兄弟俩经过一番理论，在老郝的调解下，双方各让一步，最终互相谅解。
在村一级设矛盾纠纷调解室，是A县构建社会矛盾调解体系的重要举措。这个依托村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立的调解室，有多名调解员，老郝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老郝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在调解室成立之初，被东沟村村民一致推选为调解员。这些“老郝”们负责信息搜集，掌握全村的大事小情，并记录备案，开展调解工作。“能在家里说和的就到家里说，需要认真理论的，就请双方到这里调解。”老郝说。自一年前调解室成立以来，东沟村未发生一起上访案件和民转刑案件，所有的矛盾纠纷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记者了解到，A县把县、乡、村三级调解机构纳入“大调解”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将县、乡、村调解机构的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为调动基层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A县出台了调解工作以案定补政策，同时，为夯实综治基层基础，落实好“大调解”工作，2014年，A县推行“综治专干”制度，在每个乡镇配备一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干部，主要负责基层矛盾的排查和化解。这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出台和落实，不仅激发了广大基层调解员的积极性，也使A县的“大调解”队伍不断壮大。“综治专干”老赵是A县法院一名法官，2014年以来，每个周三他都要到该县白家庄村走访一番。村里的调解室，就是他的办公室。每到这一天，调解室总会很热闹。“碰上矛盾纠纷就现场调解了，如果没啥事，就给我们做一些法律知识的培训。”该村村民这样告诉记者，“现在有个法官在咱们村了，有事情，事先就打听清楚了，还能有啥矛盾?”
老赵颇有感触地说：“其实坚持下来走一走，帮大家做调解，做咨询，就会发现，以前很多诉讼原本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不能做基层就地化解，所以越搞越僵，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打官司，使司法资源更加紧张。”
为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2015年，A县在“大调解”工作的基础上，将“人民调解进万家”活动与“党员干部进农村、千家万户暖民心”活动有机结合，开展了“人民调解进农村，千家万户暖民心”活动，要求机关干部要深入一线，每人要入户10户以上，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牵头负责，调解员包户到人，入户宣传人民调解知识。在走访活动中要带着热情走访，带着感情解民忧，带着责任求实效。每名干部进村前，都要与管理区、村两委干部结合，了解各村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到党员、贫困户、留守人员家中，广泛了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每名调解员要通过村民组长充分了解各户的具体情况，既要征求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又要积极宣传人民调解的相关知识。真正听取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群众反映好的调解机制要及时向镇司法所、市司法局汇报，为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参考；对走访过程中发现的民间纠纷，能当场化解的当场化解；不能当场化解的，要及时归纳、记录，想办法加以化解。
A县人民调解员在这次走访活动中，发放人民调解知识宣传页10000余份，共化解各类纠纷45件，有力地提高了人民调解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由于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得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材料5：
F村是经济中等发达的一个南方乡村，有人口3000余人。近些年各种纠纷时有发生，当纠纷发生后，村民们都会选择什么方式进行解决呢?解决的效果如何呢?某媒体采取问卷调查和随机访谈的形式进行调研，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调查显示，当纠纷发生后，本村村民选择的纠纷解决方式，首先是选择调解，其中找村干部(包括人民调解员)解决纠纷的最多，占60%以上，找乡镇领导调解的占15%，找有威望的人调解的占5%；其次是选择和解，也就是私了，占9%。最后，选择找相关行政部门解决的较少，打官司的更少，几年来，仅有2起。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村民的叙述中，国家司法机构仍具有重要的位置。“法院”、“打官司”、“派出所”、“公安”等是经常被提到的。这种重要性还体现在很多村民意识到，这些机构“说了算数”。但是，大多数村民对于司法部门的印象是模糊的。很少有村民能指出当地最近的法庭所在地。
记者了解到：F村所在乡没有派出法庭的设置，而是与其它几个乡共用一个派出法庭，离F村大约二十里，单程车费大约3元，行程花费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有一个乡司法所，配备了一名工作人员，平时忙于应付一般的乡村事务工作，很少有纠纷被提交到这里来解决。
记者还了解到：F村所在的县大致是一个乡一个人民法庭，但由于财政、人员以及其他的原因，也有数个乡设一个人民法庭的。县法官队伍大致有下面三个来源：正规院校来的学法律的或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包括专科和本科；从当地招考或政府其他部门调入法院的；复员军人。法官队伍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
村民大多不愿法院打官司，觉得打官司又麻烦又花钱，自己又不懂法。村民说，写个状子得50元，还得坐车到乡法庭；大老远的去了不一定找得对地方，找对地方材料还不一定能带全，带全了还得排队。就是法庭判了，打赢打不赢也都得听人家的。
大多数村民表示，遇到纠纷还是最愿意找村民委员会或其他村级班子调解解决。相对于F村的总人口而言，该村的村委会比较简单。村干部主要包括村委会主任、支部书记、调解主任、计生专干、民兵营长和会计。调解主任理论上专门负责纠纷的调解，但是据村委会主任介绍，一般小事调解主任去，大事则大家一起支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住在同一个村晨。采访中，村委会主任和村支书均表示，村民如果有事找他们，“打个电话，捎个口信就可以了。”他们的电话号码村里人都知道，而且村里的电话基本已经普及了。他们表示只要有人来找，不管风雨，都去。一般都是晚上去，或者“就着其他的人都有空的时侯”去。
但是也有村民认为村干部只能解决一些“小事”，“大事”解决不了，只会“往上推”，村民认为他们不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怕担责任”。
对村干部调节结果，村民一般还是认可的，但认为也有不公正的时侯。有时侯，村干部也会有偏心啊!有时侯即使当面调解好了，事后也有反悔的，也会不起作用。
村干部E说，近些年土地承包纠纷、财产纠纷有所增加，这些纠纷涉及的政策性很强，村干部和人民调解员解决起来也力不从心。几乎没有机会参加培训，了解相关政策，提高调解技巧，都靠自己琢磨。
村调解员A说，自己平时工作也很繁忙，调解村民占用很多时间，全凭热心和责任心，没有多少补助，有时侯还要自己贴钱。
很多村民指出，政府和法律管大事，出现严重的情况了才会来“管”。比如村民提到“只要出现不正常的死亡情况，村里、乡里、公安机关等会主动来维持局面”，“问题解决不了就拖，拖到严重了，上面就会来管。”
村干部D说，“近几年来，年轻人到外面找工的很多，村民的法律意识越来越强了，如果有大事，还是要找政府和法律解决。这也是农村社会的进步吧。一些村民也想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村民们很多不懂法啊。”记者了解到F村所在地乡镇法律服务所形同虚设，只挂了个牌子应付上头。村里有一位曾经从事法律工作的老人说，邻村一位村民，儿子与人斗殴被抓进了派出所，媳妇行为不便，这位村民在儿子被抓的当晚就背了媳妇到他这里来咨询怎样打官司。可惜周围懂法的人不多。
记者了解到，F村制定了村规民约，而且确实起到了维护本村秩序的作用。F村村规民约在制定之后，通常村委会领导班子会让全体村民签字，然后由乡镇政府进行指导，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会提出建议，最后由村民大会通过。基本上，村规民约的制定过程是在法律框架之一制定出来的，对村民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传统习俗在村民发生纠纷时，也能起到一定的润滑作用。
F村一位干部记者讲了一个实例：在F村有这样一个习俗，中秋节的时侯，家家户户为了表示对嫦娥的敬意，会在睡觉之前放一碗水、菱角、水果和月饼在外面，等到第二天醒来，大人会将贡品收起来给自己家的小孩吃，这样孩子就会变得聪明。有一年，一家小孩淘气，把另外一户人家放在外面的贡品偷吃了，引起了主人家的不满，于是就发生了纠纷。当时，这个纠纷就是根据当地的传统习俗解决的。小孩的家长带着小孩去庙里敬香，以此向神灵和主人家表示自己的忏悔，结果，双方很快就和解了。
但是，年轻人对村规民约不怎么看重，有些还不以为然。
材料6：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防范与处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其效果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一直有着浓厚的重贤、尚贤的良好风尚，并由此构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乡贤文化。乡贤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的一种表现。它植根于乡村社会土壤，蕴含见贤思齐、崇德向善、诚信友善等优秀文化基因。历史上，分布在广大乡村的一批批乡贤们借助自己的威望、品行、才学，主动履行起了凝聚族群、尊祖继统的职责，他们不仅是乡村社会优良道德和淳美家风的示范者和引导者，而且还是规范族人和乡民行为的监督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打理好本族事务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不少慈善、教化、纠纷解决等社会功能，很好地参与了乡村社会的共同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一直处于大的变动和调整中，尽管原有的乡贤文化和乡贤群体随着时代的变迁已无法复原，但其作为我们文化传统的一个部分，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和对待。现在农村也不乏一些优秀人才，如回乡养老的离退休干部、乡村知识分子、优秀农民工、企业家等。有专家呼吁：在国家致力于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际，全社会应重视和发掘我们固有的乡贤文化，扶持并鼓励更多农村优秀人才积极参加乡村社会治理，真正把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建设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好家园。
一、请根据给定资料1和2，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农村纠纷的特点及其表现。(25分)
要求：(1)内容全面，分析深入；(2)条理清楚，语言准确；(3)字数不超过3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