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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行语是伴随着热点事件的发生,或新事物、新现象的产生,在网络上流行一时的“时髦”用语,它往往随着热点的降温,新事物、新现象的更替而逐渐走向衰亡。比如“蓝瘦香菇”“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皮皮虾,我们走”“尬聊”“戏精”等,这些耳熟能详的流行语可谓“红”极一时,然而其生命力却极为有限,终究无法摆脱消亡的命运。但是,也有一些网络流行语的“命运”与之截然相反,它们不但没有消亡,反而保持了较旺盛的生命力。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些流行语存留下来并不断繁衍的呢?从语言学的角度看,首先,这部分流行语的结构内部具有可扩展的空间,可以在其基本结构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出新的用例。以“×门”为例,最早的用例是“水门”,专指在尼克松执政时期,由监听事件而引发的政治丑闻。后来,陆续有大量的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进入到空槽(slot)“×”的位置上,产生大量的“×门”,诸如“伊朗门”“情报门”“婚礼门”“虎照门”“棱镜门”“通俄门”“毛巾门”等,这些“×门”的语义大致可以归纳为“关于……的丑闻/与……相关的丑闻”。我们观察到,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门”在语法上也正在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进入到×位置上的成分不再仅仅局限于名词性成分,一些动词性成分也可以进入到x的位置,如“虐囚门”“资助门”“失控门”“停牌门”等,这些变化反映出“×门”这一框式结构的容纳性在逐渐增强。相反,那些已经消亡的流行语本身并不具备扩展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流行语自身结构的框架内,组成“成员”明确而具体,无法提炼出可扩展的基本结构。例如,“蓝瘦香菇”是“难受想哭”的谐音形式,它由“蓝瘦”“香菇”两部分构成,二者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并列结构短语,很难在该结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出一种可扩展的基本结构,自然更无法进一步产生新的用例。同样,“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戏精”“尬聊”等亦是如此。基于语言经济原则考虑,人们在进行交际的时候通常遵循“省力”的原则,总是试图以尽可能少的语汇来表达尽量多的内容,类似“×门”词语群的出现无疑迎合了这一社交的基本准则。在语义上,这类词语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就语法而言,它们又具有较强的容纳性,相对于“尬聊”“戏精”等零散的、无法扩展的“词典”般的列举式表达,显然更为经济、便捷。其次,结构本身已具备存继的“基因”。“微×”“×门”“×哥(姐)”等网络流行语没有走向消亡,还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强大的“基因”。一方面,这类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社会发展的主流。21世纪是网络的时代,网络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同时衍生出大量与之密切相关的新事物。在此背景下诞生的“微×”词语群与网络关系密切。根据相关统计,“微×”类格式词发端于2007年的“微博、微媒体”。后来随着微博、微信等网络交际媒介的流行,“微商”“微店”“微付”“微粉”“微视”“微整容”“微阅读”“微研讨”“微研究”“微媒体”“微表情”“微电影”等一系列与网络密切相关的“微×”类词语,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扩展传播。这些新产生的“微×”类流行语基于网络,“微×”与网络之间的天然联系,注定了这类流行语形成的词语群的发展必然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性。到目前为止,“微×”类流行语仍然在持续而稳定地扩展着。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这类流行语将会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换代而继续得以扩充。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类网络流行语亦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常规。“丑闻”是人类社会中较常见的负面事件,它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门”的出现与传播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丑闻是人类社会的惯常现象。同时,“×门”的传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在交往中遵循的礼貌交际原则。试想,假如直接表达“×门”承载的语义,也许会使交际的一方在心理上产生一定的不适感,而“×门”则以一种经济简洁而不乏活泼幽默的表达方式,从形式上对丑闻承载的负面语义进行了“漂白”,它充分地关照到交际人的内心可能产生的感受,使其在知晓“丑闻”之后,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对交际一方的心理影响。尽管网络流行语的出现、传播、扩散乃至消亡的过程比较短暂,它们大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对于它们的走向也不可一概而论。事实表明,一部分网络流行语不但没有走向衰亡,反而在不断地持续发展中,有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正规话语系统。因此,对于网络流行语的发展走向要做具体分析,不仅要研究它们所表达的语义,还要探究这部分“存活”下来的网络流行语所具有的特点,更要深入挖掘其得以存续的重要动因。(摘编自陈光、陈海艳《简析网络流行语的生命力》,有删改)问题:
冠礼是中华礼仪的滥觞。《礼记・冠义》:“冠者,礼之始也。”冠礼,是冠礼和笄礼的合称,是我国古代的成年礼,标志着男女由少年迈入成年。因而冠礼在古代社会家礼文化和人生成长诸阶段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根据礼书记载,先秦冠礼在宗庙进行,主持者一般为受冠者的父亲,即孟子说的“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孟子・滕文公下》)。如果父亲已经去世,则由兄长主持。加冠前,主人要通过占卜的方式确定冠日,随后邀请参加冠礼的宾客,尤其是为子弟加冠的正宾。加冠当日,主人要准备好冠礼所用的冠服器物等。加冠前,受冠者由赞冠者为其梳头、挽髻、加笄,再把头发系好,以便加冠。冠礼的主体仪式为“三加”,即由正宾依次给受冠者加缁布冠、皮弁、爵弁,每次加冠都要配以相应的服饰。加冠时,主宾要向受冠者宣读祝辞,内容是勉励其树立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远大的人生志向。加冠后,正宾为冠者取字。同时,子弟加冠后要拜见母亲和尊长,并接受他们的教诲。至于女子笄礼,先秦礼书并无详细记载。《仪礼・士昏礼》载:“女子许嫁,笄而醴之,称字。”郑玄注曰:“谓应年许嫁者,女子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即笄礼是女子许嫁(订婚)以后出嫁之前所行之礼,如果女子到二十岁仍未许嫁,也要行笄礼以示成年。由以上记载不难发现,先秦冠礼仪式烦琐复杂,施行起来有较大难度。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冠礼已经有所衰落。此后至隋唐时期,冠礼虽作为国家礼制五礼之嘉礼的重要内容存在,但受到冷落。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冠礼日益衰微的背后,是传统儒家冠服体系正遭受着严重的威胁。有鉴于此,两宋时期广大士庶学者不断尝试考订、编撰冠礼仪文,试图复兴这一先秦古礼。司马光依据《仪礼》中的冠笄之礼,结合世俗实际对先秦冠礼进行改良损益。朱熹在司马光《书仪》基础上,将深衣纳入冠礼始加之服,且增加冠后入祠堂祭祖的环节。他所损益的冠礼既保留司马光“用时之服”的意图,又在一定程度上略存古礼遗意,呈现出明显的“折中古今”的特点,受到后人的广泛赞誉。明清朱学盛行,士庶冠礼多依《家礼》,只在细节上因地区、习俗的不同而略有区别。随着朱熹《家礼》持续不断地翻刻印行,冠礼等中国传统家礼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深刻影响着东亚国家和社会的文化走向。传统冠礼饱含着深刻的伦理意蕴、道德追求与责任担当。首先,借助冠服使受冠者明确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三加”仪式无疑是整个冠礼程序的中心环节。初加缁布冠,该冠为太古之制,蕴含尊古尚朴之意。再加皮弁,皮弁为臣子上朝时所戴之冠,意味着受冠者可以参与政治事务。三加爵弁,爵弁为先秦宗庙祭祀时所戴之冠,象征着加冠者开始拥有祭祀权。加冠过程中,受冠者通过穿戴具有不同意义和功能的冠服,明确其作为成人开始享有治人、参政、祭祀等权利和义务,使其对自身社会角色获得更为明晰的认知。其次,借助冠辞教导受冠者不断砥砺自己。例如,初加时祝辞有“弃尔幼志,顺尔成德”的内容,就是要求受冠者放弃幼年孩子气的行为,以成年人的道德准则来砥砺自己的德行。再加的祝辞说:“敬尔威仪,淑慎尔德。”告诫其成年人的气质是端庄威仪,内在善良温和,凡事以礼行之,希望受冠者能始终以此为准绳来要求自己。三加的祝辞说:“以成厥德。”嘱告受冠者已经成人,要以成人的礼仪标准来约束自己。再次,古人对冠礼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冠服本身,更在于他们希望借助冠服仪式,构建一种儒家倡导的理想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宋代以来,世风浇薄,民间胡服盛行,车服多僭越而禁之不绝,道学家们对此无不感到痛心疾首。譬如,司马光认为不行冠礼,则不知“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四者之行,不知“成人之道”(《书仪》)。朱熹则批评“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家礼》),以致华夷不辨,尤需加以整顿。冠礼是中华优秀传统家礼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华家文化与礼文化融合的结晶。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强调“充分发挥礼仪礼节的教化作用。礼仪礼节是道德素养的体现,也是道德实践的载体”。虽然时代发生了变迁,但无论是冠礼的礼义内容还是其礼仪教化方式,都有诸多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吸纳借鉴的地方。一方面,借鉴传统冠礼仪式和教化方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角色认知,培育礼仪文明素养。《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而后礼义备。”在儒家看来,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礼义。虽然传统家礼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这种借助极富象征意义与教育性质的礼仪形式,为个体提供社会角色认知,并在潜移默化中涵养文明素质的教化方式,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建议有关部门在吸纳传统冠礼仪节的基础上,设计一套简明易行的成人礼加以实验推广,助推亿万青少年通过仪式更好理解和践行“成人之责”。另一方面,承故拓新,充分挖掘传统冠礼文化中的积极内容,使之成为涵养青少年道德人格的丰厚滋养。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冠礼礼义中浸润和倡导的修身之德、成人之责、立世之道和感恩之心,仍然是新时代青少年成人成才所需要的必备素质,对于促进家德家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仍然大有裨益。
区域活动中,凡凡和瑶瑶选择了美工区的“剪贴项链”游戏,金老师为他们拿来剪刀、胶棒、五彩纸条等材料和制作步骤图。凡凡按制作步骤剪下了一根根长条,将这些长条粘成一条项链,瑶瑶一直没有动手,好像在思索。不一会儿,她开始动工了,先拿剪刀按实线剪下长条,将纸条依次连接成很长的直线。凡凡看见了大声说:“金老师,瑶瑶瞎做,你看她做的和我的不一样。”瑶瑶看了他一眼说:“你不知道,我做的也是项链。”听瑶瑶这么说,金老师也好奇地凑过来看,对她说:“哦,是吗?那等会儿我们要看看你做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项链。”瑶瑶很自信地说:“你们等着瞧吧。”她将长条围起来粘成一个圆圈,用两个小长条做成了一个心形粘在圆圈的一端,一条项链完成了,瑶瑶高兴地举起来:“这就是我做的桃心项链,我妈妈就有一条这样的项链。”在区域活动的讲评环节,金老师举起凡凡做的项链,说:“凡凡学会了自己看图做项链,观察非常仔细,真棒!”接着金老师出示了瑶瑶的桃心项链,问道:“大家看看这个桃心项链漂亮吗?”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说:“真漂亮,这是谁做的?怎么做出来的啊?”这时,金老师把瑶瑶请上场讲解自己的作品。接着,金老师对其他幼儿的作品也一一作了点评。离园后,金老师及时把这次区域活动记录下来,总结了成功之处,也反思了不足之处,并写下了改进思路,为以后撰写教研论文和开展课题研究积累素材。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观的角度评析金老师的教育行为。
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实话”,可见“老实话”是不容易听到见到的。大家在知识上要求真实,他们要知道事实,寻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砂锅问到底,有的说可知,有的说不可知,至今纷无定论,具体的事实却似乎或多或少总是可知的。况且照常识上看来,总是先有事后才有理,而在日常生活里所要应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含在其中,在应付事的时候,理往往是不自觉的。因此强调就落到了事实上。常听人说“我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既说“事实”,又说“真相”,叠床架屋,正是强调的表现。说出事实的真相,就是“实话”。买东西叫卖的人说“实价”,问口供叫犯人“从实招来”,都是要求“实话”。人们为什么不能不肯说实话呢?归根结底,关键是在利害的冲突上。自己说出实话,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虚实,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让别人知道底细,也容易比自己抢先一着。在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战争,往往是有你无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点儿自己,让人莫名其妙。于是乎钩心斗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来有句老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处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别说实话,少说实话,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冲突。我有人无,我多人少,我强人弱,说实话恐怕人来占我的便宜,强的要越强,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无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强,说实话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变强,少的想变多,无的想变有。人与人如此,国与国又何尝不如此!人们在情感上要求真诚,要求真心真意,要求开诚相见或诚恳的态度。他们要听真话,“真心话”,心坎儿上的,不是嘴边儿上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老实话”。但是“心口如一”向来是难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时都不免,读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就可恍然。“口蜜腹剑”却真成了小人。真话不一定关于事实,主要的是态度。可是,如前面引过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看什么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人家也许还嫌血腥气呢!所以交浅不能言深,大家一见面儿只谈天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推心置腹”,所谓“肺腑之谈”,总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气气,说一些不相干的门面话。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虚伪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见面冷冰冰的,拉长了面孔,爱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顶,可是那份儿过了火的“真”,有几个人受得住!本来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话也无从说起,说了反容易出岔儿,乐得远远儿的,淡淡儿的,慢慢儿的,不过就是彼此深知,像夫妇之间,也未必处处可以说真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人总有些不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秘密,若是不顾忌着些个,怎样亲爱的也会碰钉子的。真话之难,就在这里。(摘编自朱自清《论老实话》,有删改)
一天,刘老师组织区域活动时,小朋友们发现建构区新添了不少积木,十多个小朋友都涌进了建构区,兴高采烈地搭起了积木。“喂,你踩到我的积木了。”超超说。“干吗呀?你别挤我。”静静说。这时,有的孩子开始争抢自己喜欢的积木,甚至扭打在一起。见此情景,刘老师立刻予以制止。刘老师问:“你们觉得这么多人挤在一起,好玩吗?”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不好玩!”“太挤了,都撞疼我了。”刘老师接着说:“那我们得想个办法呀!”超超说:“得互相谦让,就让我先玩会儿吧。”“我也要先玩。”静静着急地说。刘老师说:“互相谦让是别人先让自己,还是自己先让别人呀?”孩子们互相看看,不吱声。静静说:“好吧,我先去美工区,下午再来玩。”刘老师马上说:“看,静静先让别人玩了,下午我们让静静先玩。”这时,超超和几个小朋友也陆续去了别的游戏区。现在建构区还剩下九个小朋友,刘老师感觉还是多了,但没再吱声,她想让小朋友自己感受后再解决问题。果然,没玩多久,就有小朋友提出还是太挤了。“那么多少人一起玩合适呢?”刘老师继续引导孩子们,于是大家商定一个一个往外减人,直到感到合适为止。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五六个小朋友玩比较合适。下班以后,别的老师都回家了,刘老师还在办公室回看在建构区拍摄的活动视频,分析幼儿在活动中的游戏行为与表现,并形成了观察报告。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刘老师的教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