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公司为上市公司，2×21年、2×22年发生的相关的投资业务如下：
(1)2×21年2月10日，A公司自公开市场以7元/股购入B公司股票1000万股，占B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数量的3%,取得股票过程中另支付相关税费等20万元。A公司在取得该部分股份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B公司日常管理，也未拥有向B公司派出董事及管理人员的权利。A公司管理该项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为以交易为目的，拟于近期出售。2×21年12月31日，B公司股票的收盘价为8元/股。
(2)2×21年3月1日，A公司取得C公司2%股权，取得时实际支付价款1200万元，另支付相关交易费用10万元。A公司取得该股权后，未以任何方式参与C公司日常管理，也未拥有向C公司派出董事或管理人员的权利。A公司拟长期持有该项股权投资以获取稳定的分红。2×21年12月31日，该项投资的公允价值为1500万元。
(3)2×22年6月30日，A公司自公开市场进一步购买B公司股票20000万股(占B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60%),购买价格为9元/股，支付相关税费400万元，至此持股比例达到63%。当日，有关股份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成，B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290000万元。购入上述股份后，A公司立即对B公司董事会进行改选，改选后B公司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A公司派出4名成员。B公司章程规定，除公司合并、分立等事项应由董事会2/3及以上成员通过外，其他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由董事会1/2以上(含1/2)成员通过后实施。
(4)2×22年1月1日，A公司以18000万元取得C公司18%股权，至此持股比例达到20%,原持有的2%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为2000万元。当日，交易各方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C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104000万元，其中除一项土地使用权的公允价值为2400万元、账面价值为1200万元外，其他资产、负债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该土地使用权未来仍可使用10年，C公司采用直线法摊销，预计净残值为零。当日，根据C公司章程规定，A公司向C公司董事会派出一名成员，参与其财务和生产经营决策。2×22年7月20日，A公司将其生产的一台设备销售给C公司。该设备在A公司的成本为600万元，销售给C公司的售价为900万元，C公司将取得的设备作为存货。至2×22年末，尚未对外销售。
C公司2×22年实现净利润4000万元(全年实现利润均衡),C公司持有的一项其他债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在2×22年下跌了400万元。
其他资料：假定A公司按照10%的比例计提法定盈余公积，不计提任意盈余公积。上述交易发生前，A公司与B公司、C公司及其原股东均不存在关联方关系。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要求：
(1)根据资料(1),判断A公司取得B公司3%股份应当划分的资产类别并说明理由，编制A公司2×21年与取得和持有B公司股份相关的会计分录。
(2)根据资料(2),判断A公司取得C公司2%股份应当划分的资产类别并说明理由，编制A公司2×21年与取得和持有C公司股份相关的会计分录。
(3)根据资料(3),判断A公司对B公司企业合并的类型并说明理由；确定A公司对B公司的合并日或购买日并说明理由；确定该项交易的企业合并成本并编写相关会计分录，如果判断企业合并类型为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计算确定该项交易中购买日应确认的合并商誉金额；如果判断企业合并类型为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计算确定该项交易中合并日应调整的资本公积金额。
(4)根据资料(4),确定A公司取得C公司20%股权应当采用的核算方法并说明理由，编制A公司2×22年与取得和持有C公司股权相关的会计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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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1999年起已连续4年粮食减产，靠挖库存来平衡需求。而库存粮食很有限，去掉陈粮最多还能挖抵两年。如果我国粮食不足，靠进口不仅运输难以解决，国际粮价也必然上涨。”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万宝瑞日前在北京说。这意味着，两年后，如果粮食继续减产，我国的粮食缺口只能靠从国际上进口高价粮来补。
万宝瑞的说法并非危言耸听。多位专家也提醒，我国粮食生产的“数量安全”存在隐患，应引起高度警觉。
“先有数量安全，后有质量安全”，是中国绿色食品协会会长刘连馥强调的观点。他说，我国的粮食产地面积曾经高达15亿亩，年产量也曾经达到5亿吨左右。按我国现有人口12亿来说，每个人每年的平均口粮约400千克左右。但现在我国粮产地面积下降到14亿亩，年产量也下降为4.5亿吨，人均口粮只有375千克。“照这种趋势发展，如果粮食产地面积和产量都越来越少，而人口却在：不断增加，到2030年，拿什么来维持那么多人的生存？”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卢良恕也说，二三十年后，我国人口的持续增长将达到最高峰，预计达到16亿人。耕地的减少、水资源的紧缺和非耕地资源开发需投入巨大资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食物需求的不断增长，都成为我国食物安全的巨大压力。
这位同时担任中国农业专家咨询团主任和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的院士说，1995年以后，我国连续4年粮食生产总量在5亿吨左右，人均占有量达到400千克，使我国农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这个量仅仅是初步小康型标准。
1999年以后，我国粮食连年减产。数据显示，1999年至2001年，我国粮食累计减产5965万吨。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大致在4.8亿至4.9亿吨之间，一般当年产需缺口在0.25亿至0.35亿吨，尽管当年生产不能满足，由于库存充足，粮食供应仍可满足。但我国库存粮食毕竟有限，去掉陈粮最多还能挖抵两年。而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额年均只有2亿吨左右，这决定了中国的粮食供给必须坚持自力更生。
针对当前人们一听说粮食或蔬菜沾上农药化肥，就痛加讨伐的做法，刘连馥指出：“发展各种安全食品的时候，一定要先考虑我国国情。不能盲目地将那些曾为我们解决粮食的数量危机起过很大作用的化学农药、化学肥料完全抛弃。”
他说，在制定绿色食品的各种标准和要求时，我们没有像西方许多国家那样，单纯追求纯净的、自然的“农业”，而是采取了分级标准。我国的绿色食品在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同时，明显表现了高产量与高质量、高效益相结合的特点。如A级绿色食品的大多数标准参照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各种标准，安全卫生方面的检测项目和污染物标准限值，一般都严于国家标准。
刘连馥说，相比较而言，有机食品生产所侧重的是环保，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侧重的是最终产品的安全，而绿色食品则是环保、安全并重。如果是严格按照各自标准生产的，肯定都是安全食品。无论是谁，都得以解决农产品的供需矛盾为前提！
专家们建议，将食物安全纳入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建立食物安全预警系统，以应对突发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