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判断新闻事实价值的5个要素中，重要性具体指什么，其判断标准有哪些？
参考答案
参考解析
【分析题】
甲公司拟于2016年10月发行3年期的公司债券，债券面值为1000元，每半年付息一次，2019年10月到期还本。甲公司目前没有已上市债券，为了确定拟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公司决定采用风险调整法估计债务资本成本。财务部新入职的小W进行了以下分析及计算：
(1)收集同行业的3家公司发行的已上市债券，并分别与各自发行期限相同的已上市政府债券进行比较，结果如下：
公司债券 | 政府债券 | 票面利率差额 | |||||
发债公司 | 期限 | 到期日 | 票面利率 | 期限 | 到期日 | 票面利率 | |
A公司 | 3年期 | 2017年5月6日 | 7.70% | 3年期 | 2018年6月8日 | 4% | 3.70% |
B公司 | 5年期 | 2018年1月5日 | 8.60% | 5年期 | 2019年10月10日 | 4.30% | 4.30% |
C公司 | 7年期 | 2019年8月5日 | 9.20% | 7年期 | 2020年10月10日 | 5.20% | 4% |
(2)公司债券的平均风险补偿率=(3.7%+4.3%+4%)/3=4%。
(3)使用3年期政府债券的票面利率估计无风险收益率，无风险收益率=4%。
(4)税前债务资本成本=无风险收益率+公司债券的平均风险补偿率=4%+
4%=8%。
(5)拟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税后债务资本成本=8%×(1-25%)=6%。
要求：
(1)请指出小W在确定公司拟发行债券票面利率过程中的错误之处，并给出正确的做法(无需计算)。
(2)如果对所有错误进行修正后等风险债券的税前债务资本成本为8.16%,请计算拟发行债券的票面利率和每期(半年)付息额。
【分析题】
1)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更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儿童是弱小的，需要整个社会的关心和爱护;儿童是无辜的，伤害和痛苦不应该由他们承担。有人说，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而其中首要是看他们怎样对待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
传统文化里，“幼吾幼”本是人伦底线，而对底线尚不能达到者，“清官难断家务事”又往往成为他人或社会介入纠错的障碍。现实中，南京饿死女童案、汕头父亲虐子案在激起公愤的同时，也拷问着法律的底线。传统观念要转型，养育儿女不仅是家庭私事，对不适宜担任监护人的父母，国家有权利也有责任进行干预。
2015年2月4日，在立法规定可适时剥夺失责父母监护权近30年后，我国出现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例。此前，类似案例最终难以执行和落实，皆因剥夺失责父母监护权之后，庇护场所的缺位让谁来兜底的疑问无以回应。
俗话说，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在明确了失责甚至虐待的细则之后，更关键的问题在于设立完备的防范网络以及后续保障体系。剥夺监护权后，孩子去哪儿?监护权可以转移，但是孩子的生活质量和成长学习不应该因此受到重大影响。不能让孩子才出火坑，再入冰窟。
这正是从“亲权绝对”向“国家亲权”转变的关键，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监护问题，不仅仅是“家事”，更是“国事”。因为孩子不仅是父母的子女，更是国家和社会的一员。父母失责，国家和社会应该担负起兜底补漏的责任。只有建立起能够为孩子遮风挡雨，提供呵护关爱的庇护场所之后，“国家亲权”才有足够的底气剥夺“失职”家长的监护权。
由于在儿童权益保护上投入关注、资源和经费的不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不匹配，我国迄今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儿童权益保护立法和执法链条与网络，结果导致儿童保护的责任主要被推给了客观上力有不逮的家庭和社会,从而出现了一系列恶性事件。
儿童不仅是父母的心头肉,更是国家的未来星。必须尽快在立法中明确国家应在儿童保护中承担最终责任,确立“国家亲权原则”。对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完善，实行儿童保护的“零容忍”原则，严厉打击和惩治针对儿童的犯罪，设计侵犯儿童权益的法律责任高压线;加大对儿童保护的经济投入，设计详细完善的儿童福利制度，从政策和法律上鼓励支持家庭育儿;当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或者监护失职的情况下，实行国家监护，由政府来养育儿童;要求和鼓励与儿童相关的职业人员在怀疑存在“孩子受伤害”的情况时，必须马上举报。政府通过动员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力量，时时保持高度警惕，让儿童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童年。
2)2015年7月下旬，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山西路的繁华地段，一群乞讨的小孩异常活跃，看到有行人经过就伸出手去，更有甚者抱着行人的腿，直到行人掏出钱包拿出钞票，才肯松手。童童(化名)就在其中。
8月11日，呼和浩特市公安局公交分局岗勤大队经过摸排，将行乞的一行人带回询问。据岗勤大队教导员李百岐介绍，他们均来自甘肃省岷县，彼此熟悉，且均是父母带着自己的孩子“行乞”。乞讨儿童中，最小的仅6岁，最大的12岁。而他们的母亲，最大的40岁，最小的29岁。
在童童看来，外出乞讨就像父母外出打工一样。7月初，上学前班的童童放假，用8天的时间写完作业后，在母亲刘美芬的亲戚张玲梅的带领下，和母亲及姐姐芳芳(化名)北上“淘金”。
“看到有年轻的叔叔或阿姨，就上去问他(她)要钱，记住没?”姐姐芳芳和母亲如是教育童童。“叔叔给点钱……”芳芳率先出击，在顺利拿到1元后，胆怯的童童被母亲推向前。学着姐姐的样子，童童开始向行人要钱，“姐姐给我点钱吧!”“叔叔给点钱……”年幼的童童博得了路人的同情，5毛、1块、2块……不到一个小时，童童顺利将10元收入囊中，收获颇丰的童童获得一根雪糕的奖励。就这样，在零食的诱惑下，童童开始了行乞之路。
12岁的敏敏(化名)与童童有着相同的背景，同样来自甘肃岷县，父母均务农。不同的是，敏敏已有4年的行乞经验，她曾到过湖南长沙、江苏溧阳、江苏泰州，“夏天放假时出去一趟，冬天过完年出去一趟。”一年中，两次外出乞讨，可以支付敏敏一年的学费、生活费等各项杂费。
“一开始我也不敢，但看到别的孩子都能要上钱，我也就不怕了。”曾经胆小的敏敏现在成为“头领”，领着4个孩子穿梭在中山西路商业街繁华地段。
不足5平方米的房间内，摆放着两张床，这是童童一家三口，还有婶婶、妹妹的栖身之所。中山西路、新华大街是童童和妈妈、姐姐每天的活动“轨迹”。“每天有方便面、火腿肠、八宝粥吃，还有小朋友陪我玩”，童童说她喜欢这样的生活。
在海亮广场上班的田女士告诉记者，“最小的孩子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穿着干净，不像是流浪人员。刚开始时，我都会给他一两块钱，还跟他聊天，询问他家里的情况，但孩子好像并不愿意多说。”
“我曾怀疑他们是职业乞讨者，这些孩子可能是‘租来’的。”田女士告诉记者，她曾多次报警，希望公安机关尽快调查。接到报警后，回民区中山西路派出所民警两次赶到现场，把这些乞讨儿童及监护人带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进行调查。
“主要是摸排孩子是否存在被拐卖的情况，其次是否存在教唆未成年人行乞的行为。”岗勤大队教导员李百岐表示。
经警方调查，经过抽血化验、户籍比对，证实这些孩子和妇女确实是母子(女)关系，不存在拐卖的情况，因为是亲生子女，所以教唆未成年人行乞的行为也不成立。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呼和浩特分所庄瑞彪律师向记者分析，目前我国法律中没有专门的规制未成年人乞讨行为的。“对乞讨的未成年人，其解决办法和管制手段仍然同成年人混杂在一起。救助办法代替收容遣送制度后，对未成年人乞讨者和成年乞讨者‘不加区别’地一律实行自愿救助。”他说。
此类尴尬已经出现。警方透露，童童的父母等乞讨人员被送往救助站后，很快离开了。他们认为，尽管救助站不愁吃喝，但她们带孩子乞讨是为了“挣学费”。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皮艺军向记者进一步分析，家长唆使未成年人行乞，已侵犯了孩子的人格权。“家长不能将小孩当成私有财产而随意处置。当孩子个人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时，国家的公权力可以进行干涉。”
记者查询发现，针对父母利用未成年子女乞讨的情况，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已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监护人利用未成年子女乞讨，经公安机关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等部门三次以上批评教育拒不改正，严重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学习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监护人的监护资格。
“在发达国家，由相关政府部门负责提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诉讼。当然，在提起诉讼前后，都不存在抚养孩子的困难，因为政府有各种救助机构。当前我们法院不敢轻易受理类似案件的现实问题在于，真的撤销监护人资格后，谁来养孩子?”庄瑞彪表示。
“如果要罚款，弱势群体哪儿来的钱?如果要拘留，那孩子的住处又成了问题。”皮艺军道出了法院处理未成年人行乞案件时的窘境。
3)某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儿童保护，痛着痛着就麻木了》的评论文章：
在一天之内，我连续读到了三条近期发生的儿童伤害新闻：“和公公争吵后逼亲生儿女喝农药，四川宜宾一28岁母亲被刑拘”“山东少女自拍视频称被继父虐待，警方介入调查”“贵州五岁小女孩疑遭生父毒打，受伤严重躺路边发抖”。这三个事件被媒体密集曝光，如果你愿意仔细查看，其实它们任何一条都堪称“触目惊心”，不过它们没有一个上“头条”。面对类似这样的新闻，我猜测不少人已经到了“过目即忘”的地步。
让我们的记忆往前回溯，前几天有一个“与猪共舞”的男孩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包括一些民间公益组织的关注。但他现在过得如何了，有谁能告诉我吗?同样，校园暴力、儿童拐卖、留守儿童死亡、儿童性侵、校园安全、校车安全等，这些对于儿童的伤害，几乎都曾经重复、反复出现，而且总是在热闹了一阵之后，迅速被人遗忘。
这么密集的儿童伤害事件反复发生，这么多儿童伤害的形式重复出现，其实已经证明：儿童保护问题，我们讨论得多，实际重视却不够，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儿童保护的立法没有跟上。如果政府对待儿童保护问题，能做到敏捷、果断，事情或许会好很多。这并非因为“出了事就只知道找政府”，要知道，儿童并非家长的私产，而是整个社会的未来。
1874年，纽约市的“玛丽艾伦案例”让政府下定决心改变“不干涉家庭生活”的原则，政府开始介入家庭担当起儿童保护的责任;1972年，英国发生肯费特冤案，促使英国颁布《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建立讯问未成年人时需要合适成年人在场的制度;1994年，美国一名叫做梅根的女孩遭遇性侵致死，直接催生了美国各州颁布梅根法案;1996年，美国得克萨斯州，9岁女孩安珀•哈格曼失踪和死亡，催生了著名的“安珀警戒”;1997年，日本神户两名儿童被害、分尸，促使日本修改《少年法》……
国外的这些立法或全国性儿童保护机制的设立，几乎都建立在一次次的痛苦经历之上。这也说明，每一次悲剧的发生，都不应该被轻易地遗忘和漠视，它应该催生出实际行动，尤其是立法保护儿童，而不应该仅仅成为一次次无解的空谈。
保护儿童，在立法方面可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一次次的儿童伤害的悲剧，实际上就是立法的“需求”，诸多细化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需求。悲剧的发生是让人痛苦的，但最可怕的，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我们痛着痛着就“习惯”了、麻木了。更何况，在儿童保护领域，还有无数的国外经验可供借鉴。我们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痛苦才能“警醒”，有些工作完全可以做在痛苦来临之前。
4)随着时代变迁，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社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少年儿童面临的成长环境较之以往更加危机起伏。正因为这样，儿童保护工作也应顺应形势变化与时俱进。相比成年人，儿童本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如何全方位无死角地呵护儿童成长，为每一个孩子撑起一片湛蓝的天空，值得我们共同思索。
尽管儿童保护理念早就扎根大多数人心中，却仍有不和谐的音符搅扰着儿童成长，侵害儿童权益的现象屡见报端。从屡见不鲜的家庭暴力和校园暴力，到虐童、性侵等社会恶性事件偶有发生，从劣质零食、淫秽暴力网站等外部环境威胁，到因为留守困局、教育资源不均衡给儿童带来隐性心理创伤，无不表明，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问题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儿童权益失护，既暴露了家庭监护责任的缺失，又凸显出学校、社会保护责任的短板，正因为这样，也愈发需要建构起全方位、全覆盖的儿童保护深层次机制。作为儿童避风港的家庭，能否做到“守土有责”，从而将父母之爱转化为儿童保护的第一道防线?学校方面，能否在强化教职人员素质之外，从教育的本质入手，将德行教育、法制教育、安全教育融入到智识教育之中?放到全社会的语境下，各方的衔接是否到位，法律的刚性威力是否得以彰显?
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今天，儿童保护的内涵已不仅仅局限于在侵害事件面前充当“创可贴”，相关机构也绝不止步于事后“救火队长”“露头就打，见面就敲”的应急角色。将保护工作前置，防患于未然，已是政府与全社会的共识。2015年5月25日，我国首个儿童失踪预警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引入现代技术设备与多方力量救助失踪儿童，为治理拐卖儿童难题填补了空白。拿出责任与担当筑牢儿童权益保护的链条，祖国的花朵才能灿烂绽放。
儿童保护，从来都是一个大棋局，需要通盘考量，全局运筹。尽快建立健全遏制虐待儿童的工作机制，以立法规范学前教育，发挥民间慈善机构、公益组织、行业协会等民间团体的作用，持续激发家庭、社会、政府的同频共振，培植护佑儿童成长的良好风尚。
“我们需要的东西很多都可以等，但孩子们不能等。”保障儿童权益，始于足下，成于共治，止于永久。共同织密儿童保护网，才能够汇聚各方力量，托举起明天的朝阳。
（二）未成年人跟随亲人“行乞江湖”的现象已不是个案，亟须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假如你是中山西路街道法制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2”，向区政府法制办公室写一份情况报告。（30分）
要求：实事求是，全面准确；分析有据，详略得当。不超过500字。
【分析题】
1)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习近平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互联网的传播方式从传播主体到方式、路径均为发散式的，如果单纯以传统媒体的主体思维模式来领会“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必将会与转型的初衷南辕北辙。
每个人都享有阅读的权利，它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和社会地位等因素的限制。在现代社会，人类对信息的需求日益高涨。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就必须及时地捕捉有效的信息，从而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借助于各种即时通讯软件和搜索引擎，新媒体可以实现对信息搜索、在线交流、即时收发、文献传递与共享等多项功能的集成和整合，突破时空的障碍，随时随地地满足各种信息需求。
在X大学中，有相当多的人表示，除了必要的书本阅读之外，手机等新媒体阅读已经取代了传统的阅读方式。由于对信息的需求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因而读者就具有普遍的广泛性，借助于新媒体技术，人们可以自主选择阅读，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个性化的阅读内容，以实现个人发展的目标。
面向国民阅读的信息服务也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信息资源成本。任何决策者都不希望获取信息所需支付的成本超过信息本身所能产生的效益。在现代信息社会，不管是对信息服务方来说，还是对被服务者来说，基于新媒体的国民阅读信息服务除了必须支付普通带宽的成本外，基本上可以算是廉价的，甚至是免费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短短数年时间里，以网络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阅读迅速得以应用和推广的重要原因。
2)2016年，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在北京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58%，较2016年的57.8%上升了0.2个百分点。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58.1%，较2016年的50.1%上升了8.0个百分点。
X大学人文学院历史与民族学系讲师闫某认为，手机、电脑等新媒体阅读之所以能够兴起，是由于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下，尽管信息传播行为本身即是一种媒介与受众的相互作用过程。但是，传受双方在时空上存在距离，以前，查资料需要去图书馆，取得传播的协调是费时、费力且困难的。现在，传统媒体在互动性上的局限得以突破，只需在网上输入关键词搜索，答案便呈现眼前，并对信息质量和服务效率进行评价，尽管对话的效果尚需考察，但新媒体已经为人们提供了与服务者直接对话的技术和物质保证，对于提高国民阅读的整体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有什么理由不成为主要阅读方式?”闫某说。
纵观近两年重大的社会事件，传统媒体除了特别重大事件，很少会对某一事件进行长期的追踪，而新媒体由于其特殊的传播方式，“将相关内容聚合在同一个议程之下，对内容和其影响力形成多维度凝结、多层次提升与多次性并置，从而达到媒介议程设置前所未有的穿透性传播效果”。
3)进入大数据时代以后，人们的阅读与消费习惯悄然改变。一直走在时代前沿的上海市书展也在不断作出调整，走起“技术范儿”。在中华地图学社旗舰店展台，读者聚拢在海报前：“手机下载淘宝客户端，扫描二维码进入店铺享受更低折扣。”读者张先生表示，他经常在当当网、淘宝店买书，并非为了折扣，而是因为方便：网上买书可以直接把书快递到家。
实际上，“被二维码包围”是许多读者对上海市书展的第一印象。几乎每个展台、每家出版社、每本新书的宣传海报，都在最显眼处印着二维码，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手段吸引读者。上海市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康某表示，“二维码是推广手段，更是沟通桥梁，将最新信息传递给读者，让大家走出书展现场还是被书展包围”。
激发创作活力，是各大文学网站的共同选择。腾讯文学就在“网络文学会客厅”上启动Next Idea原创文学大赏，宣布将斥资5000万元，将网络作家猫腻新作《择天记》制作成动画，并为猫腻本人及其新作提供全方位包装。
上海书展办了11年，年年入口处排长龙。如何能够让这样的长龙从书展延伸到实体书店呢?书展期间，全国十几家超级书店的负责人聚首上海，探讨如何在实体书店、尤其是超级书店内打造出永不落幕的“书展”。
所谓超级书店，原本是指营业面积在10000平方米以上、年收入在5000万元以上的大型书店。“现在这个规模已算不上超级了，可能还要翻几倍才够格。”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晓宏说，“超级书店要关心的问题，除规模外，更重要的是服务能力。”
一年一度的书展实际上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极致化的购书体验，因此，如果想要将书展上的读者迁移到书店内，就要极力复制书展的各类功能。“超级书店未必求大，求的是读者停留的时间;未必求全，求的是图书种类数量恰到好处。”上海新华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力为说，“书店不仅是卖场，更是城市客厅，要有休闲、娱乐、学习等各类功能。”事实上，超级书店正在从单纯卖书向复合型文化消费体验空间转变。“今天的超级书店还必须要有线上线下的互动。迈入书店，读者通过手机WiFi找到自己想要的书，至于信息、下单、支付，也完全可通过手机扫二维码完成交易。”
出版数字化的现实途径是内容提供与科技手段的结合，这是一次内容与技术的新的融合，在这一融合的过程中，技术商在寻找内容资源，内容提供商也在寻找技术平台。现实、经济、有效的方法是内容提供商与技术服务商在资本层面、业务层面、市场层面的融合。无纸化浪潮，让电子书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口袋与手提包。但拿出屏幕就能阅读的便捷，也加快了“低头族”队伍的壮大。面对“边走边读”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的诸多不便，有些人转而选择“边走边听”。
“听书报”自近些年兴起以来，已经吸引了不少人。在深圳工作的邓女士是“听书”迷，她向记者解释为什么选择“听书”：“公交车上摇摆不定，看书非常容易头晕。而且上班一整天接触电脑，再看电子书眼睛就很累了。用耳朵听，感觉特别放松。”目前，国内市场正规听书网站已有200余家，不少手机新闻客户端、电子书阅读软件也纷纷推出“听书”、“听报”功能。
4)在“世界图书和版权日”之际，人们普遍关注着“微时代”的阅读方式。所谓“微时代”指的是从微博、微信、微小说到微电影、微旅行、微阅读,人们已无时无刻不被“微生活”所包围。这种阅读方式更易为读者的阅读带来吸引力与亲和力。在当今这个信息化时代，它为读者及时获取想要的资讯、知识创造了条件，从而可以有效弥补“深阅读”在此方面的先天缺陷，令读者的视野更开阔，更好地顺应时代发展需求。
“微阅读”其实是信息爆炸时代的症候之一。尽管关于“微阅读”价值的认定还处于争论阶段，但碎片化的信息导致碎片化思维这一结论显然是成立的，而且已经有了不少的例证。因为单纯的信息量累加，并不能产生深度阅读所带来的拓展智识的效果。
媒体人萧某认为：“‘微阅读’正在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阅读生态。”盘古搜索客户端在图书频道新增了一项“即拍即搜”功能，即读者可以在书店拍下想要购买的图书封面，用“即拍即搜”比对同一本书在不同图书销售网站上的售价，也能看到该书价格变动的最新信息。当图书销售网站用价格战吸引读者的同时，愈来愈多不同的购书、选书方式也让纸质图书销售遇寒。
对于数字阅读方式在年轻人中大受欢迎的现象，原长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金某说：“多样化的阅读方式增加了阅读的便捷，但随之而来的娱乐化容易让读者忽略阅读的本质，趋于浅薄，而深阅读、重阅读必定是归于纸媒的。”萧某认为，部分图书拥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还可以被爱书者收藏，时间越久远，价值就越高，而网络书则不会“书卷长留伴一生”，不会留下值得一生珍藏的读书记忆。
有些“手机控”则认为，“微阅读”有些内容虽然有用，但是都是片段化的。“让我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看过就是懂了。其实这种信息的轻率传播，没有经过沉淀、反思、消化，没有实践和学习，只是给了自己一个虚幻的阅读假象。有时睡前拿起一本书翻不了两页，就忍不住拿起手机。因为，看140个字总比看一页纸要轻松得多。”由此造成的后果，便是脑子跟不上眼睛，看得多而想得少，想得少便徒然浪费时间而难有所获。
5)如今，新媒体正在重新定义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方法。传统媒体的转型需要顺应新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理解信息的方式，以互联网思维来推动转型改革。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很重要的就是要充分运用网络技术手段去改造传统媒体，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全新的互联网思维，来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互联网+”时代，这个“+”后面可以是各个传统行业。“互联网+传媒业”的理念将颠覆我们过去对于媒体的定义，而这并非意味着互联网和其他媒介形态格格不入，事实上它们之间是互相吸纳、彼此融合的，在这过程中，如何用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传播理念对传统媒体进行转型和升级以强化传统媒体的核心竞争力，才是媒介融合的关键。
6)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和推动全民阅读，连续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多个重要文件。全民阅读工作进展提速，成效斐然，渐入佳境。
近几年，阅读，不再只是每年“世界读书日”前后才出现的关键词;崇尚阅读，关注阅读，也不再只是出版行业内的自娱自乐。
“经过10年的持续推动，全民阅读面貌今非昔比。”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某表示。
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宋某，2006年开始从事出版工作。在他看来，10年来读者挑书的眼光越来越好，精品阅读的倾向日益明显。宋某举例说，王安忆最新长篇小说《匿名》，出版至今不足5个月，印数已达5万册。短期内印数上升如此之快，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前几年出版的王安忆小说《天香》，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印数才有5万册。宋某认为，“其实《匿名》相对于《天香》要更难懂，但它的畅销说明，现在的读者越来越认可作家的这种探索。”与此同时，读者更加注重经典阅读、版本意识日渐增强。
著名学者阎某，是全民阅读活动的参与者和积极推动者。“近几年，我走了不少基层的地方，书香村镇、书香县城处处可见。而在10年前，这些都很新鲜。而且很多基层图书馆里质量低劣的书籍少了。这些变化，对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善有很大影响。”阎某说。
不仅如此，自动借书机、流动图书角、24小时书店陆续出现了，众多民间图书馆、阅读推广公益组织成长起来了，各类机构举办的读书活动层出不穷，阅读类微信公众号数不胜数……全民阅读的现状，较之10年前有了显著改观。
但我国的阅读状况仍不容乐观，书香社会的建成也非一时之功。期待在各方的努力下，下个10年，能看到更美好的书香中国。
（二）结合“给定资料3”，试分析我国图书行业在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趋势。（30分）
要求：全面准确，语言精练，字数不超过25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