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位幼儿教师的教育笔记：
每天吃完饭后，桌子上总会撒些汤汁和米粒，虽然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多次强调不要把米粒撒在桌子上，但是收益甚微，于是我请幼儿轮流当值日生，吃饭的时候相互监督，吃完饭后值日生负责擦桌子并记录，谁吃得干净，下次就请他当值日生。此外，在每周五都要评比哪一组吃饭又快又干净。这样一来，孩子们掉米粒的情况就减少了，偶尔有个别掉在桌子上的米粒，幼儿也会赶紧捡起来放进盛骨头的盘子里。孩子们学会了自我管理，不仅提高了幼儿的卫生习惯，我也轻松了不少。
案例中的老师对幼儿采取了什么样的班级管理方法？这样的方法有什么优点？（6分）
参考答案
参考解析
【分析题】
【分析题】
案例4
康涅狄格互助保险公司的苏·雷诺兹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苏·雷诺兹（Sue Reynolds）今年22岁，即将获得哈佛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的本科学位。在过去的两年里，她每年暑假都在康涅狄格互助保险公司打工，填补去度假的员工的工作空缺，因此她在这里做过许多不同类型的工作。目前，她已接受公司的邀请，毕业之后将加入互助保险公司成为保险单更换部的主管。
康涅狄格互助保险公司是一家大型保险公司，仅苏所在的总部就有5000多名员工。公司奉行员工的个人开发，这已成为公司的经营哲学，公司自上而下都对所有员工十分信任。
苏将要承担的工作要求是直接负责25名职员。他们的工作不需要什么培训而且具有高度的程序化，但员工的责任感十分重要，因为更换通知要先送到原保险单所在处，要列表显示保险费用与标准表格中的任何变化；如果某份保险单因无更换通知的答复而将被取消，还需要通知销售部。
苏工作的群体成员全部为女性，年龄跨度从19岁—62岁，平均年龄为25岁。其中大部分人是高学历，以前没有工作经验，她们的薪金水平为每月1420美元—2070美元。苏将接替梅贝尔·芬彻的职位。梅贝尔为互助保险公司工作了37年，并在保险单更换部做了17年的主管工作，现在她退休了。苏去年夏天曾在梅贝尔的群体里工作过几周，因此比较熟悉她的工作风格，并认识大多数群体成员。她预计除了丽莲·兰兹之外，其他将成为她下属的成员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丽莲今年50多岁，在保险单更换部工作了10多年。而且，作为一个“老太太”，她在员工群体中很有分量。苏断定，如果她的工作得不到丽莲·兰兹的支持，将会十分困难。
苏决心以正确的步调开始她的职业生涯。因此，她一直在认真思考一名有效的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问题：
（1）影响苏成功地成为领导者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2）帮助苏赢得或控制丽莲·兰兹，你有何建议？
【分析题】
阅读下面的文章，回答问题。
一向受到冷落的传统文化，仿佛突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了。近年来，文化遗产争夺战可谓烽烟四起、高潮迭出。
遗憾的是，这并不能代表可喜的民族文化自觉与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在志在必得的“文化激情”背后，是利益驱动下“遗产经济学”的精细打算——“每挖掘一个名人故里，就可以开发一个旅游景点，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将文化遗产，视为地方经济的“摇钱树”，这样的观念，在目前的中国已经有了很多现实注脚，不少已经夺得文化遗产“归属权”的地方，以创收为核心，将文化演变为商业，大张旗鼓地进行着杀鸡取卵似的经营。
这当然不是传统文化的“利好”，而是历史文化的灾难。
当三江并流、都江堰、武当古刹等文化古迹传出“过度开发”的消息，当几乎每一种有魅力的文化都必有浩浩荡荡却毫无魅力的新建“伪文化”，甚至每一部古典文化名著，都演化为一座荒唐可笑的娱乐场时，不仅观众失去了文化的共鸣，历吏文化也在被切割、破坏和颠覆。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来，“遗产经济学”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许多愈演愈烈的文化名人争夺战中，人们频繁看到当地政府的身影。由于地方政府的高调介入与认同，一些耗资巨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也应运而起。
“帝尧故里”争夺战中，临汾修建了“中华民族文明之门”的华门，这座出手不凡的大制作从规模到设计处处“天下第一”。政府参与社会事业的文化构建，本没有错。但问题是，这样的建设应当以公共文化服务为重点，面对此起彼伏的“争夺战”与“伪文化”浪潮，政府本应做正确的引导，为何却成了推波助澜的主导？
实际上，逐步升格的“崇古活动”与不断新建“文化标记”，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新一轮面子工程的集体亮相。在光大传统、发展文化的口号之下，一些官员的心中，不仅有对经济效益的图谋，更有对“政绩收益”的盘算。他们用行政拔款下注，看能否博取更大的利益，创造经济、文化、政治上的多赢。
让经济利用，被政治挟持，结果是，以文化为名义的文化行动，非但没有为社会繁荣带来推力，没有增强我们的历史文化意识，反而推助了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加剧了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官场恶习，留下了沉重的文化欠债和社会成本。这恐怕是“遗产经济学”更大的后患！
（选自卢新宁《遗产经济学的文化后患》，有删改）
(1)为什么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文化遗产争夺战”与“伪文化”建设浪潮？
(2)本文所说的“遗产经济学”有哪些文化后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