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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高级中学时有学生辍学,学校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但效果不佳。刚参加工作的彭老师第一次担任班主任,自然对学生中途辍学不敢大意。一发现有辍学想法的学生,他就想方设法挽留,如找各科老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帮助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等,即便如此,依然还有中途辍学的学生,彭老师感到很惋惜。有一天,有二十年教龄的赵老师建议彭老师把辍学学生的联系电话记下来,彭老师想:“我们做了这么多工作都没能让他们回心转意,他们辍学后就不再是我们的学生了,还记电话号码有什么用呢?”但出于对赵老师的尊重,彭老师还是把辍学学生的电话号码随手记在了班主任工作日志上。临近期末,赵老师问:“彭老师,跟辍学学生联系了没有?”彭老师回答:“没有。”赵老师说:“试着和他们联系一下,了解一下情况。”彭老师找出电话号码一一打过去,有的学生已经联系不上,有的学生感到惊讶,有的学生接到电话时哭了:“老师,我一离开学校就后悔了,一直没有勇气再回到学校。您还挂念着我,其实我一直在等您的电话。”在彭老师的鼓励下,陆续有学生返回了校园。这让彭老师想了许多,他在班主任工作日志上分析了哪些方法是有效的,哪些方法是无效的,并写道:班主任工作的细节就是看似多余的那部分付出。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观的角度评析彭老师的教育行为。
儒家伦理的原生形态是家庭伦理。这种说法包含两重意思:其一,它首先是针对家庭的人伦关系而提出的;其二,其核心观念后来被投射到对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的理解。儒家提倡“爱有差等”,最根本的爱是对己亲而言。它是血缘的,而不是阶级的。故爱人,首先就是亲亲。亲子之间的亲或爱,是人类的天性,它是自然的,不需要更高的理由。儒家从它提升出一种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叫作孝。在具体的孝亲行为中,爱是无条件的。不仅亲子之间,长兄(姐)与小弟(妹)之间,关系也依此而来。因此,在家庭中,孝悌也可以相提并论。家庭是变化的。从只有父母与子女的小家庭,发展为包括祖父母及其子孙在内的大家庭,进而形成大家族和更大的氏族共同体。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我们社会中的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因此,虽然乡土社会或氏族共同体包含家庭,但它毕竟超出了家庭,从伦理关系而言,需要有所不同的原则提出。也就是说,必须从家庭伦理转向社会伦理,亦即从面对亲人转向面对熟人的问题上来。熟人不需定义,但类型是多样的。亲戚、邻里、同事、朋友、师生,都是熟人。亲戚是血缘关系的延伸,一旦关系疏远,亲人就向熟人转化。邻里就是地缘关系,没准是血缘关系转变而来的。同事是工作关系,朋友、师生则有精神关系的味道。儒家重家庭,但关怀没有局限于家庭。因此,除孝悌之外,《论语》还有其他社会伦理观念的提出,如忠与信。忠是忠于职守,尽自己的能力为服务对象工作,无论对国君或国家,甚至某种团体,均要求如此。信则是可信赖的品行,要求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它从朋友关系开始,意味着在平等的社会地位间的伦理要求。家庭关系基于血缘,是不可选择的,而君臣,特别是朋友,是选择的,是社会关系。因此,忠信的要求超越家庭,是社会伦理。为什么亲亲或者无条件之爱不能成为处理所有人我关系的伦理原则?原因在于这种伦理价值奠基在一种自然感情的基础上,而这种感情的作用是有局限的。这种限制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自然方面,血缘关系的深浅会导致感情的亲疏之别,所以有“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说法。社会方面,则每个个体能力或拥有资源的不充分,也没法支持其全面施爱的行动。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是从亲情开始培养并落实爱的伦理。它就是仁,即种子的内核。但同时,又努力推广这种爱的范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从亲亲、仁民到爱物,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摘编自陈少明《亲人、熟人与生人——社会变迁图景中的儒家伦理》,有删改)问题:
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曾写过一行不朽的警句:“In me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勉强把它译成中文,便是:“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如果一行诗句可以代表一种诗派,我就愿举这行诗为象征诗派艺术的代表。因为它具体而又微妙地表现出许多哲学家所无法说清的意思。假使他把原诗写成了“我心里有猛虎雄踞在花旁”,那就会显得呆笨、死板,徒然加强了人性的内在矛盾。原来人性含有两面:其一是男性的,其一是女性的。其一如苍鹰,如飞瀑,如怒马;其一如夜莺,如静池,如驯羊。所谓雄伟和秀美,所谓外向和内向,所谓戏剧型的和图画型的,所谓戴奥尼苏斯艺术和阿波罗艺术,所谓“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所谓“静如处女,动如脱兔”,所谓“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一句话,所谓的阳刚和阴柔,都无非是这两种气质的注脚。两者粗看若相反,实则乃相成。实际上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兼有这两种气质,只是比例不同而已。人们常谓柳永词婉约而东坡词豪放。其实东坡之词何尝都是“大江东去”?“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这些词句,恐怕也只合十七八女郎曼声低唱吧?而柳永的“长安古道马迟迟,高柳乱蝉嘶”,又是何等境界!就是“晓风残月”的上半阕那一句“暮霭沉沉楚天阔”,谁能说它竟是阴柔?其他如王维以清淡胜,却写过“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辛弃疾以沉雄胜,却写过“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再如浪漫诗人济慈和雪莱,无疑地都是阴柔的了。可是清啭的夜莺也曾唱过:“或是像精壮的科德慈,怒着鹰眼,凝视在太平洋上。”至于那只云雀,那“西风歌”里所蕴藏的力量,简直是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也就是因为人性里面,多多少少地含有这相对的两种气质,许多人才能够欣赏和自己气质不尽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人。辛弃疾欣赏李清照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但是平时为什么我们提起一个人,就觉得他是阳刚,而提起另一个人,又觉得他是阴柔呢?这是因为各人心里的猛虎和蔷薇所成的形势不同。有人的心原是虎穴,穴口的几朵蔷薇免不了猛虎的践踏;有人的心原是花园,园中的猛虎不免给那一片香潮醉倒。所以前者气质近于阳刚,而后者气质近于阴柔。然而踏碎了的蔷薇犹能盛开,醉倒了的猛虎有时醒来。所以霸王有时悲歌,弱女有时杀贼。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才能创造慷慨悲歌的英雄事业;涵蕴耿介拔俗的志士胸怀,才能做到孟郊所谓的“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才能看到苍蝇搓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在人性的国度里,一只真正的猛虎应该能充分地欣赏蔷薇,而一朵真正的蔷薇也应该能充分地尊敬猛虎。完整的人生应将这两种境界调和与统一,如此,他能动也能静,能屈也能伸,能微笑也能痛哭,能像二十世纪人一样的复杂,也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的纯真。一句话,他心里已有猛虎在细嗅蔷薇。(摘编自余光中《猛虎与蔷薇》,有删改)问题:
“礼”,这个笔画简单的字眼,解释起来却有些复杂。这世上本来没有“礼”,只是因为集体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才产生了“礼”的仪式,造出了“礼”的汉字。因此,“礼”字也是社会生态的描摹。“礼”字的繁体是“禮”,本字为“豊”,一看便知与祭祀有关。在甲骨文中,“豊”的顶部就像两串美玉,底部就像有支架的建鼓。合起来会意,就是击鼓奏乐,用美玉敬奉祖先和神灵。上升到定义,就是履行敬神祈福的仪式。这托盘状的“豆”,后来也被视作食器或祭器。在人类文明早期,食器和祭器可不是普通物件,而是很重要的符号。食器象征基本的物质寄托,祭器象征诚敬的精神寄托,融汇起来恰巧与“民以食为天”的理念相吻合。《礼记》有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大的礼仪准则有三百,小的礼仪规范有三千,可见礼仪数量之多。于是有人说,怪不得中国人太累,是被“礼”压的。其实,这么多“礼”是根据时间、场合和对象制订的,并不需要时时、处处、人人都去掌握,你只要知道什么场合注意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外交上有个术语叫“国际惯例”,社交场合的“礼”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大家都按惯例行事,就习以为常了。庄重的场合需要彬彬有礼,宽松的场合可以不拘礼数。在今人字典里,“礼”也分虚实两类,虚的如礼节、礼仪、礼貌、礼俗等,实的如礼品、礼金、礼服、礼花等。还包括与“礼”相关的人事和行为,如礼宾、礼遇、礼聘、礼让等。先贤把夫妻同房看作人伦之大常,文称“敦伦”,戏称“周公之礼”。委婉含蓄之至,诙谐幽默之至。由此可见,大到国家和社团,小到街邻和家庭,“礼”无处不在,所以有“礼尚往来”,所以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礼多人不怪”这句俗语,只能用在中国人身上,若用在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身上,他们会感到莫名其妙。满桌子美味佳肴,却说“略备薄馔,不成礼敬”,外国人怎能不奇怪呢?钱穆先生在接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曾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因为礼仪与文明是相统一的,礼仪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礼仪的内涵,没有了礼仪,文明也就无所依附。总之,现代的“礼”,主要体现在外交与社交领域。与现代有所不同的是,“礼”在古代还被看作是核心价值观,用来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制度属性和法律属性,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所谓“礼法”。“礼”的本意是“别尊卑,等贵贱”,其本质是对奴隶主中不同等级的人所享有不同礼遇的规定。先秦诸子都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也正是“礼”的本质内涵。荀子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合乎身份的“礼”,否则就是非“礼”。在《论语》中,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春秋时,鲁季氏以卿的身份行天子之礼,孔子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鲁迅有个著名的立论叫“礼教吃人”。他所抨击的“礼教”,兴起于封建社会,其实质是封建礼法。有人把“礼教吃人”与孔子联系起来,那是记错了账。孔子曰:“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孔子倡导的礼教与封建礼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卫道士从孔子那里取火,不是去爱人而是害人,这关孔子什么事?“礼”经夏、殷、周三代沿革,到周公的时代已经比较完善。因此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遵从的就是周朝的典章礼制,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为“礼”而生并为“礼”奋斗了一生。孔子为何给儿子取名孔鲤,“鲤”者,礼也。他让儿子自小就要学诗、学礼,并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和“礼”是古人教育后代最基本的功课,所以有“诗礼传家”之说,这是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的学者把文化分成观念形态、制度形态和物质形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把价值观念、制度设计、物质载体统合在一起,并且包含了风俗习惯的文化形态。邹昌林先生认为,文明产生在国家之前,礼仪产生在文字之前,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语言、文字,还依靠礼仪。中国文化作为唯一没有间断的原生文化,是以礼为标志和根源的。(摘编自王兆贵《言之有“礼”》,有删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