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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是有关生活价值与行为正邪的探讨。传统的社会伦理一向是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现代伦理学近年则开始比较系统地反省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未来的伦理学大概还需要将人与智能机器的关系纳入其考虑范围。为什么我们过去几乎不重视甚至很少考虑人机关系的伦理问题?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人工智能对伦理提出的挑战是一个很新、晚近才出现的事物,更深入细致的解答则需要结合人物关系的讨论。在现代伦理学中,将动物纳入考虑范围一般有以下几点理由:这些动物具有感受性,特别是能感受到痛苦;这些动物有生命;这些动物构成了人生活在其中的一部分;最后可能还有感受问题——自然万物常常能够给人带来一种美感,甚至唤起人们的一种宏大感、深邃感、庄严感乃至敬畏感。但以上这些理由似乎对人造的机器和机器人都不适用,它们是硅基原料或者加上金属,不具有我们人和动物共有的肉体感受性;它们看来也不具有会自己生长、变化和繁殖的生命,也不构成自然整体的一部分——它们在自然界本来是不存在的,只是人利用自然原料造出来的物体;它们也不会自然地给我们带来美感,或者说,优美与否是我们按照自己的审美观赋予它们的,是出于我们的设计,看来也唤不起一种宏大感和敬畏感。所以,此前人们对机器的态度是比自然物差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需要更加随意地对待它们:会拆卸、报废和处理它们。没多少人会想我们要像善待动物一样善待机器。保养它们也只是为了让它们更好和更长久地为我们服务。但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地考虑人机关系的伦理问题呢?这一变化大概发生在机器开始自我学习、自我改进的时候,即出现了自动化机器,直到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智能机器的出现标志着机器开始拥有了人的一部分能力,即控物的能力、工具理性的能力,这也是人赖以战胜其他动物的能力。机器开始拥有了智能,拥有了工具或技术的理性——而这工具理性正是现代社会的人最为推崇和广泛应用的一种理性。机器在这些方面开始有些像人了,但既然有了一部分人的能力,它们是否会发展到也将拥有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自我意识?如果未来的发展的确是这样,甚至在它们只具有人的一部分能力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开始考虑我们与它们的伦理关系问题?当然,促使人关心这一问题的一个最大潜在动因可能还是一个威胁的幢幢暗影——那就是它们会不会继续发展到在智能方面超越人乃至替代人?这方面我们得感谢文学艺术家,是他们的作品,包括许多科幻小说和影视作品,从一开始直到今天都在坚持不懈地提出各种可能的人机伦理问题。最早使用“机器人(Robot)”这个概念的捷克作家恰佩克,在1921年发表的作品《罗素姆万能机器人》中就很超前地提出了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在小说《转圈》中最早提出了给机器人设定的三个伦理规则:(1)不得伤害人和见人受到伤害不作为;(2)服从人的指令;(3)自我保存。这是有序的三规则,即越是前面的规则越是优先,后面的规则不得违反前面的规则。要实行这些规则自然会有机器人判断的负担,即如何判断人——被伤害的对象和作为发令主体的人,这人是指发明制造它的人还是使用它的人,是指人类个体还是整体,因为他们之间是可能出现矛盾的?还有判断哪些情况会伤害人,以及在无法避免伤害人的情况下选择伤害哪个或哪些人?在不同的人发出不同的指令的时候,究竟服从谁的命令;等等。阿西莫夫在一些作品中也描述了其中的一些矛盾和困境。他不仅认真地考虑人机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毫无疑问是不平等的,还试图明确地提出调节的伦理规则,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起点。后来的人们对这三个伦理规则有不少修改和补充,但都倾向于做加法,增多或提高要求,包括阿西莫夫自己,或是鉴于机器人可能成为恶人保镖的危险,自己也加上了一条更优先的零原则:“不得伤害人类整体。”但做加法将继续加重机器人判断的负担,还打开了误判或冒名和假托“人类利益”的缺口。(摘编自何怀宏《人物、人际与人机关系——从伦理角度看人工智能》,有删改)问题:
清末民初,文言文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民众深感晦涩难懂。以黄遵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崇白话废文言”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由初期的几十种突增至370余种。这些白话报刊不仅谈论救亡图存、变法革新,同时也在语言使用中推广白话文、倡导语言变革。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成语使用上不断“破旧立新”,产生了大量异体成语。笔者对清末民初近50种白话报刊进行统计发现,其使用的成语中有1200多个具有一个或多个异体形式。这些异体成语改换了原有成语的某些构成要素,而整体意义与用法保持不变。比如,“童叟无欺”在当时的白话报刊中被广泛变异为“老少无欺”,“见风使舵”被变异为“见风使船”“看风使船”“见风使帆”等。异体成语的大量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报人从语言运用方面冲破旧有文言格局、建立新文法的决心和尝试。正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倡导的,文学可以“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当时白话报刊的成语运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在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中产生如此之多的异体成语,并不只是当时报人“有意为之”,汉语的意合性为成语改换构成要素形成异体成语提供了客观基础。汉语以表意为主,不太拘泥于形式。表现在异体成语上,则是成语的整体意义取决于各构成要素的意义组合,即便结构有所变化,或个别语素有所变化,很多时候也不影响成语整体意义的表达。比如,“面红耳赤”中的“耳”被替换成“眼”,形成异体“面红眼赤”,字面意义发生了改变,但并不影响其“形容因激动或羞惭而脸色涨红的样子”的深层意义。同时,这一时期正处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期和文言与白话的激烈碰撞期。词汇上单音词的双音化发展迅速,成语构成语素中的单音语素受到双音化影响,极容易将此语素与其他语素组成的双音词带到成语中来,将成语中的其他语素替代掉,形成异体成语,如“感激不尽”受双音词“感情”的影响,产生了异体“感情不尽”。清末民初的异体成语,虽有一些沿承了下来,成为现代汉语中的语言材料,但是大部分异体成语并未流传至今,而是渐渐回归到正体。一方面,语言发展有社会性、时代性与经济性原则。社会不断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被取代,与此相应,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会产生新词,在语言表达上自然会产生更准确、更精细的词语来描绘客观事物。比如“见风使舵/见风使船/见风使帆”,“舵”是一种控制船方向的装置,古代社会人们熟悉“舵”这个装置的少,反而用“船、帆”更易理解,随着有舵的外来机械船更多传入,人们对舵的熟悉程度增加,“见风使舵”的表达更有生命力。此外,语言总是在追求更为经济的表达,因而人们在成语的正体与异体间不断抉择,逐渐淘汰了一部分异体成语。另一方面,成语自身有均衡性与和谐性特征,以及通俗性与典雅性的相互作用。很多成语历经数千年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一些构成要素不对称、韵律不和谐的往往遭到淘汰。比如“喜新厌旧”与异体“喜新厌古”,“新”与“旧”相对,工整对称,前者更容易让人接受;再如“坐立不安/坐立不定”的前者平仄更为和谐对称。并且,成语总是在典雅性与通俗性相互碰撞、相互制衡的条件下发展,过于通俗的成语往往会向典雅性靠拢,而过于文言典雅的成语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向通俗性靠拢。上述成语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中的变异使用,仅仅是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的一个表现,但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当时白话文运动在语言改良方面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当时报刊语言转向白话的鲜明趋势。这场发轫于白话报刊的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涉及思想、语言、文学与社会等各方面的革新运动,为后期五四运动与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工具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并为现代汉语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摘编自刘卿,张文国《“白话文运动”中的异体成语》,有删改)问题:
涵泳古诗不只是获取知识,它还指向诗之情思的感悟、觉悟和体悟,是与诗人心灵深入沟通的桥梁。因此,多一次吟诵,便多一重体验。于是,吟诵的数量和质量便成为衡量读者之情与诗人之情融合程度的重要尺度。吟诵之“吟”,是拉长了声音像歌唱似的读,“诵”是用抑扬顿挫的声调有节奏地读。“吟”之长调,“诵”之节奏,皆由古典诗文言语节律而来,运用“依字行腔”“依义行调”“平长仄短”“入短韵长”等规则,读者将诗歌平、仄、韵转化为吟诵腔调旋律,继而形成乐音。音乐的音调结构与人类的情感形式——增强与减弱、流动与休止、冲突与解决,以及加速、抑制、极度兴奋、平缓和微妙的激发等形式——在逻辑结构上惊人的一致。神经认知语言学认为,这种相同或相似的结构,更能有效进行神经元或微柱体之间在邻近原则基础上的神经联结。所以,来自诗文语言的吟诵腔调旋律更容易激发人们的情感。吟诵是像唱歌似的反复咏唱,可以使负责发音的布洛卡区与负责听觉理解的威尔尼克区之间的联结得以不断调整、确认和加强,所以,诗歌情感由此在不断涵泳中,深切地浸染读者,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这是一般诗歌朗读所达不到的。杨锋对同一人朗读和吟诵五言律诗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显示,朗读多按“意义节奏”。而吟诵均以“韵律节奏”。吟诵对节奏、韵律句、韵脚句、平声字、仄声字、音步等的处理,在凸显古典诗歌音韵独特性的同时,更能超越一般思想内容的理解而具有较强的激情作用——直接打动人心。朱熹要求吟诵,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要多诵遍数,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唐文治更是主张“三十遍读文法”:前十遍找“线索”,次十遍求“命意”,再十遍得“神气”。古诗吟诵为何强调一定遍数?遍数对诗歌情感与人之性情之间相互转化有何作用?诗歌吟诵发出的声音是糅合诗歌情感的乐音。这种乐音与人的情感心理密切相关。对此,有学者从音乐心理学的角度指出,音调模块、情感基调与人的联觉心理是对应的。比如,频率高的声音让人感觉明亮、兴奋、灵巧,反之则让人感觉暗淡、抑制、迟钝。读者对声音的不同理解,会为之赋予一定的情感态度,这种声音被认为是神经认知科学中的“情感声音”。研究者认为,对情感语音加工主要经过三个阶段:情感显著性感知、相关语义处理及情感识别。这就是说,在不同阶段加工“情感语音”信息是不一样的。这样看来,十遍找“线索”、十遍求“命意”、十遍得“神气”是具有神经认知学理据的。再者,作为语言认知的诗歌吟诵,从神经认知语言学角度来看,语言认知也要经历初始阶段(神经冲动寻找通路)、加强阶段(相似或相同信息刺激而导致相同的神经通路得到进一步使用)和稳定阶段(同一神经通路反复使用,神经冲动自动进入神经通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还得出了情感语音加工时间进程:在0~150ms期间,是对情感早期感觉加工;在150~250ms期间,是对情感韵律的编码;在250~550ms期间,则是对情感语义的加工。这表明,通过吟诵来融合诗我情感,需要一个反复熔铸的历程,并且在此过程中,各阶段对不同信息(如情感感觉、情感语义、情感韵律)的加工还需要达到一定熟练程度,因为人脑对熟悉的情感语音更具敏感性。在以诗情熔铸人情的过程中,吟诵的遍数及其不同指向的训练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促进诗情与人性之间的相互运转,从而达到净化心灵和熔铸品性的目的。(摘编自李季《把握古典诗歌吟诵的神经科学机制》,有删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