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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非洲社会大体上与自然环境保持着良好关系,疟疾和昏睡病的发病率较低。15 世纪起,葡萄牙等欧洲国家开始向非洲进行殖民扩张,非洲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使得外来寄生虫和疾病开始传播至非洲。在长达数世纪的奴隶贸易期间,欧洲、北非、南亚的殖民者和商人将麻疹、水痘、肺结核和梅毒等传染病带到非洲各地。随着奴隶贸易从东、西两个方向逐渐深入非洲中部地区,这些传染病也从沿海渗透到内陆地区。不过,与欧洲殖民征服导致天花和麻疹传入美洲的情况不同,疟疾和黄热病在数个世纪里使得非洲内陆并未遭受欧洲殖民者的直接征服。直至 19 世纪中叶,热带非洲一直被称作 “白人坟墓”。随着西方医学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奎宁被用于疟疾防治,19 世纪中叶起,欧洲殖民者得以深入非洲内陆地区。19 世纪末,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狂潮,非洲被欧洲列强瓜分殆尽,殖民征服加剧了传染病在非洲的传播。1881 年,意大利人将牛瘟传入非洲之角,导致非洲东部和南部 90% 以上的牲畜死亡。牛畜在当地社会中是财富与社会地位的象征,因此,这场牛瘟不仅加剧了一系列传染病的蔓延,而且破坏了非洲东部和南部的社会经济结构。19 世纪 20 年代,英国军队和军舰将霍乱从印度带到东非;60 年代以后,霍乱又对塞内加尔等西非殖民地造成了严重冲击。19 世纪 90 年代,欧洲列强基本上完成了对非洲的殖民瓜分。此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非洲处于殖民统治时期,微观生态体系和传统社会关系遭受严重破坏。在殖民统治下,非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社会与经济变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 20 世纪上半叶昏睡病在东非的蔓延。殖民者在非洲进行矿山开采、橡胶采集、修筑公路和铁路以及军事招募,都需要大量非洲劳动力。殖民政府通过征税、工资以及强制等手段,迫使非洲人离开农村外出务工。强制劳动以及公路和铁路交通使得非洲民众的流动更为频繁,在客观上加剧了传染病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传播。理解当代非洲面临的传染病问题,离不开对传染病历史维度的认知。当前非洲所面临的很多传染病,早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就已经存在于非洲。一百多年来,非洲传染病的传播过程与非洲生态变迁和社会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殖民主义导致很多外来传染病在非洲的传播,殖民主义还打破了非洲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长期的平衡关系,从而引发了昏睡病等疾病的蔓延。通过研究殖民主义对于非洲传染病传播所造成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非洲所面临的传染病状况。例如,艾滋病作为非洲国家独立后才出现的传染病,由于其严重的社会破坏性而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近年来,非洲学者的研究表明,当前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模式,与殖民时代梅毒等性病的传播模式之间有着很大相似性,是 “旧危机,新病毒”。更严重的是,欧洲殖民者关于非洲疾病的偏见根深蒂固。殖民者认为,非洲面临的传染病主要是由非洲自身的 “愚昧”“落后” 造成的,他们将非洲标签化为 “疾病横生的”“黑暗的” 大陆。只有欧洲 “文明使命” 才能将非洲社会从这一状态中 “拯救” 出来。殖民时代的这种错误观念,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些欧美国家对非洲的认知。(摘编自李鹏涛《殖民主义加剧非洲传染病传播》, 有删改)问题:
刚毕业的邹老师被安排担任我们这个 “难管” 班级的班主任。我们可高兴了,因为从年龄、性格上看,他是我们这些 “顽皮生” 不难对付的,我们决定给他来点 “下马威”。于是我们不断制造各种无聊的 “难题”。出乎意料的是,他并不生气,还总是不厌其烦地解决这些 “难题”。他不仅在课堂上对我们难懂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解释,直到我们弄懂为止,还利用课余时间跟我们聊生活、学习,甚至还带我们到校外参观、郊游。我们平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他总能站在我们的角度去理解,或进行解释,或尽量满足。我曾悄悄问邹老师:“您为什么不像别的老师那样呢?为什么我们犯了错误,您也不严厉地惩罚我们?” 他说:“你觉得是我惩罚你们管用,还是现在这样更好呢?你们犯了错误,我帮你们指出来,你们改正了,我就高兴。老师和学生也是可以成为朋友的吧?”其实我们也不是冷血动物,一段时间过去,邹老师终于把我们都感动了。慢慢地,我们真的把他当成了好朋友,不好意思再 “为难” 他,甚至为了表达对他的 “哥们” 情谊,在他生日的时候,我们这些 “顽皮” 学生还凑钱买了一条名牌领带送给他。可是,这回他不乐意了,执意不要,坚持和我们一起到商场把领带退了。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邹老师的教育行为。
地方性写作是一个视角,无名或隐名的写作也是一个视角。随着国民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每个人都具有相当的写作潜能,信息技术又使得每个人获得了文学的权利,表达意识的觉醒使大众有了交流与自我表现的欲望,即以写作而言,正是因为技术支持下的新兴媒体才催生出新的写作形态如博客、电子杂志、微博和微信等等。在现实中,文学几乎以日常生活的样态存在着,只不过在现代发表体制看来,它们并不是文学罢了。毫无疑问,我对地方与无名或隐名状态的文学存在是抱有同情态度的,但这并不意味它们没有问题,也不意味它们无需反思。当我们为海量的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所欣喜时,又不得不承认它们在思想质量上的差强人意。我不是在所谓的文学质量上来衡量他们的写作,而首先是在价值层面上表达我的遗憾。价值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关系,它关系到主客体方方面面许多要素。因为社会在变,人在变,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在变,所以价值也在变。特别是社会发展迅速的时期,价值的变化也更为剧烈。如今的情形是,不管是从社会还是从个体来说,物质价值的创造与拥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压倒了精神价值的创造与实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占据了主流,这必然导致价值与价值观的复杂和混乱,一些社会与个体发展的根本性的价值被悬置了,碎片化了,空心化了。社会的建设、连续与进步被畸形地理解和推进,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人类生命与文化共同体面临分化和解体,个体的物质与欲望被开发和放大,而精神与心灵的完善则弃之如敝屣……如此的价值失衡特别是负面价值与伪价值的生成已经近乎一场人文灾难。如果揆诸历史,民间常常守护着传统的价值,或者会提出新价值观,但在目前的中国民间,确缺少这样的力量与动因。这在地方与无名或隐名写作中就可以看出来,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宣泄式、怨怼式甚至破坏式写作成为潮流。而事实上,隳败与沉沦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批判、怨怼与绝望也不是我们全部的态度。我们还应该有更为积极的方式,那就是探讨或肯定理想与价值。人与社会都是自觉的生活主体,他们按照自己设定的目标来设计和规约自己的生活,并且认为只有这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所以,人们对生活的权衡,也必定从这意义和价值出发。也正因为此,我们当下生活所出现的问题并不在现象与问题本身,而在于意义与价值出现了偏差。当人与社会在意义与价值这些根本性的基准出现偏差以后,个体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的结构与动作模式,一直到人与社会形而下的技术层面都随之发生变化。所以,不少学者与社会管理者都在呼吁重建社会,不是说社会不存在了,而是说这个社会不是原先的社会,也不是理想的或好的社会。如前所述,我之所以强调民间写作的意义就是它的功能不仅在于文学,而且在于它们可以转换成社会建设的路径,但恰恰在这方面,目前不管是地方抑或是无名或隐名写作,都还不能说能够担此重任。(摘编自汪政、晓华《文学以外的文学》,有删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