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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被遗忘权”, 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 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 “被遗忘” 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主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被遗忘权” 不是主体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边界的权利,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 “隐私权” 不同,“被遗忘权” 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体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 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 “被遗忘”, 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 “被数据化”, 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 “我是” 与 “我喜欢” 变成了 “你是” 与 “你将会喜欢”; 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以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 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有删改)问题:
古琴传统的早期形态应该是巫师琴,其兴盛的年代大致在夏、商两朝。大约从西周时起,原始形态的巫师琴逐渐转入民间,到春秋时便分化成两个既同又异、亦分亦合的传统,分别是文人琴传统和艺人琴传统。所谓文人琴,是指以文人的身份弹奏古琴而形成的琴乐形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弹琴基本上不是职业性的,而是业余的。艺人琴则指以艺人身份,其中主要是琴人身份弹奏古琴而形成的琴乐形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弹琴就是他们的职业,因而也是他们的专业。艺人琴的代表人物有师旷、师文、师襄、瓠巴、伯牙、子期、雍门周等。文人琴的代表人物也有许多,如孔子、颜回、庄子、屈原、宋玉等,但最重要的还是孔子。就孔子本人的琴艺来说,虽然与艺人琴也有着许多相似和相通之处,但其差别仍然十分明显。他也弹琴,但不以弹琴为业;也教授琴艺,却不以培养职业琴家为目的;甚至也向艺人琴家学琴,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理念和追求。孔子真正是把琴作为修身的一个工具,是自为而非为人的行为,这是他与艺人琴家的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文人琴与艺人琴在春秋战国时代正式分化形成之后,接着便进入一个由汉到唐的新的历史时期。两汉古琴占据主体地位的是文人琴,在当时较为著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琴家,也都是文人琴家,如刘安、司马相如、刘向、桓谭等。刘安乃淮南王,“好书鼓琴”,雅好学术,有《淮南子》传世;司马相如 “以文章名汉世,而少善鼓琴”;刘向乃 “汉世大儒”“博极群书,所著必精备”“尝作《琴传》并《颂》”;桓谭 “好音律,善鼓琴,博学多通,遍习五经”。正是在这些文人琴家身上,琴的修身求治的功能意识和崇古尚雅的审美意识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经过汉魏之际的动乱,到了两晋时期,社会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都有了很大改变,但文人琴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仍持续未变。在魏晋时代,那些著名的、有影响的琴家几乎全都是文人琴家,他们有:阮籍、嵇康、孙登等。阮籍、嵇康是著名文学家、诗人,琴为其修身自娱的工具。孙登是 “有道而隐者也,好读《易》鼓琴,性无恚怒”,是隐士而兼琴家。在魏晋时代,我们几乎见不到纯粹的艺人琴家。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魏晋时的文人琴与两汉的文人琴有了一个十分微妙却极为重要的不同:支配着琴学观念的哲学思想由儒家转向了道家。这个变化在琴的功能上最突出地表现出来,那就是从以前的 “正心”“修身” 逐渐地转变为现在的 “娱情”“养生”。 “自娱”“自乐”“自遣”“自得” 才得以成为这一时代普遍的琴艺观念。文人琴到了隋唐,当然没有完全沉寂,其传统仍然在延续,也仍然出现了著名的代表人物。但是,如果把他们与同一时期的艺人琴家作一比较,我们就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文人琴的声音是多么微弱,色彩是多么暗淡。隋唐与汉晋完全不同,它是一个艺人琴的黄金时代!隋唐时期艺人琴有别于文人琴之处,除了琴家的身份外,主要表现在琴艺的艺术效果和技法追求上。赵耶利是隋唐之际纯粹以琴为业的琴家,因以琴为业,故钻得深,贡献多。他广泛地刊正旧谱,“所正错谬五十余弄”。他规定技法,著有《弹琴手势谱》和《弹琴右手法》各一卷,指出弹琴只用指甲 “其音伤惨”,只用指肉 “其音伤钝”,主张 “甲肉相和,取音温润”。他还研究琴学,揭示琴派的成因,提出 “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时之俊” 的观点。所有这些,正是艺人琴家所应用力之处;其中的钻研技法,揣摩规律,则更是唐代艺人琴家所探讨的主要课题。唐代琴家对技法规律所作的种种探讨,都 是专攻琴艺的艺人琴家所不可忽略的内容,在文人琴家那里是很少见到的。正是因为艺人琴特别重视技法规律的探讨和实践,他们的琴艺才达到高妙无比的地步。唐代的知名琴家大多以其卓越的琴艺闻名于世,盛唐时的董庭兰就是典型的一位。董的琴艺冠绝群伦,尤其擅弹《胡笳》,李颀在其《听董大弹〈胡笳 >》诗中对其高超的演奏技艺有形象地描写:“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窃听来妖精。言迟更迷皆应手,将往复旋如有情。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明。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川为静其波,鸟亦罢其鸣。乌珠部落还乡远,罗沙沙尘哀怨生。出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陛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 走堂下。” 这里有纯熟的技巧,有生动的表现,还有惊人的感染力。不是艺人琴家,是无法达到这个境地的。也正因为此,董庭兰为时人广为推重。(摘编自刘承华《文人琴与艺人琴关系的历史演变 —— 对古琴两大传统及其关系的历史考察》,有删改)
葛老师因连日来的高强度工作和天气变化,患上了重感冒,声音沙哑,脸色苍白。同事们纷纷劝他请假休息,但葛老师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孩子们正处于期末复习的关键时刻,我不能耽误了他们的学习。” 就这样,葛老师用他那尽管沙哑却依然充满力量的声音,在课堂上认真地为学生们讲解知识。葛老师深知在快节奏的学习生活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重要。因此,他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了 “心灵驿站” 活动,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快乐和烦恼,引导他们正确面对学习压力和生活烦恼。有一次,葛老师发现班上的凡凡情绪比较低落,成绩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葛老师就耐心地找凡凡谈心,倾听他的烦恼与困惑,用温暖的话语给予鼓励和支持。在葛老师的帮助下,凡凡逐渐走出阴霾,重拾笑容。为了更好地帮助像凡凡这样的学生,葛老师决定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心理健康知识水平,利用周末的时间和平时的晚上,自学多本心理学经典著作,还积极参加线上、线下的各种心理健康教育培训,与同行交流心得,力求能够更加科学、有效地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成为他们心灵的引路人。葛老师的这些努力,不仅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也得到了家长和学校领导的高度评价。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葛老师的教育行为。
毫无疑问,人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动物。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习惯总是无孔不入,渗透在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习惯的影响力竟如此之大。有调查表明,人们日常活动的 90% 源自习惯和惯性。 想想看,我们大多数的日常活动都 只是习惯而已!我们几点钟起床,怎么洗澡、刷牙、穿衣、读报、吃早餐、驾车上班等等,一天之 内上演着几百种习惯。然而,习惯还并不仅仅是日常惯例那么简单,它的影响十分深远。如果 不加控制。习惯将影响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小到啃指甲、挠头、握笔姿势以及双臂交叉等微小不足道的事,大到一些关系到身体健康的事,比如,吃什么,吃多少,何时吃,运动项目是什么,锻炼时间长短,多久锻炼一次等等。甚至我们与朋友交往,与家人和同事如何相处都是基于我 们的习惯。再说得深一点,甚至连我们的性格都是习惯使然。牧师华理克 (Rick  Warren) 在他 的作品《目标驱动生活》(The Purpose Driven  Life) 中有这样的论述:“性格其实就是习惯的总 和,就是你习惯性的表现。” 关于习惯成就性格的说法并不是最近才提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 350 年便宣称:“正是一些长期的好习惯加上临时的行动才构成了 美德。”习惯实际上不仅仅影响我们的个人生活,许多心理学家都一致认为,实际上正是习惯引导 着整个社会结构的心理机制的改变。19 世纪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 ( William  James) 如此写 道:习惯就像一只巨大的飞轮…… 正是它,使得那些从事最艰苦、最乏味职业的人们没有抛弃 自己的工作;也正是它,注定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在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和最初选择的范畴内 与生活展开搏斗,并为那些自己虽然并不认同,但却别无他选的某种追求而付出最大的努力; 还是它,把不同的社会阶层清晰地区分开来…… 詹姆斯不仅注意到习惯的巨大力量是如何影 响整个社会的架构,同时,他也指出了改变习惯的艰巨和不易。那么,习惯为什么如此难以改变呢?就因为它们深深根植于我们的潜意识当中。这便是 我们仅用显意识几乎无法改变习惯的本质原因。显意识的活动仅在我们警觉时起作用,在我 们清醒和防备时能够战胜潜意识。显意识就像是一位值勤的哨兵,夜深时哨兵开始打盹儿了, 潜意识就当政了。因为,潜意识从不入睡,它永远静静地存在,静静地等待显意识哨兵开小差。 至于我们的行动,只是在潜意识支配下的被编辑好的程序。也就是说,生活中 90% 的选择早 已做出,并被记录到固定的程序当中。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程序,在更 多的时候,我们却意识不到我们能够选择,或者,领会不到这样的选择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幸运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选择习惯的能力。我们完全可以有目的地改变习惯,构建一 整套有助于我们成功的日常行为规律。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习惯,并可以有目的地建立 起自己的一整套日常行为规律,我们的显意识完全有能力训练我们的潜意识。因此,我们再也 不能无意识地任由不良的行为习惯继续下去了,而必须有意识地构建新的日常行为方式。这 便是有目的地去生活!驾驭你的习惯,和你每天的日常行为,乃至你的生活吧。(摘编自杰克・霍吉《习惯的力量》, 有删改)
“礼”, 这个笔画简单的字眼,解释起来却有些复杂。《礼记》有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大的礼仪准则有三百,小的礼仪规范有三千,可见礼仪数量之多。于是有人说,怪不得中国人太累,是被 “礼” 压的。其实,这么多 “礼” 是根据时间、场合和对象制定的,并不需要时时、处处、人人都掌握,你只要知道什么场合注意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外交上有个术语叫 “国际惯例”, 社交场合的 “礼” 也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大家都按惯例行事,就习以为常了。庄重的场合需要彬彬有礼,轻松的场合可以不拘礼数。这世上本来没有 “礼”, 只是因为集体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才产生了 “礼” 的仪式,造出了 “礼” 的汉字。因此,“礼” 也是对社会生态的描摹。“礼” 字的繁体是 “禮”, 本字为 “豊”, 一看便知与祭祀有关。在甲骨文中,“豐” 的顶部就像两串美玉,底部就像有支架的建鼓。合起来会意,就是击鼓奏乐,用美玉敬奉祖先和神灵。上升到定义,就是履行敬神祈福的仪式。这托盘状的 “豆”, 后来也被视作食器或祭器。在人类文明早期,食器和祭器可不是普通物件,而是很重要的符号。食器象征基本的物质寄托,祭器象征诚敬的精神寄托,融汇起来恰巧与 “民以食为天” 的理念相吻合。在今人字典里,“礼” 也分虚实两类,虚的如礼节、礼仪、礼貌、礼俗等,实的如礼品、礼金、礼服、礼花等。此外还包括与 “礼” 相关的人事和行为,如礼宾、礼遇、礼聘、礼让等。先贤把夫妻同房看作人伦之大常,文称 “敦伦”, 戏称 “周公之礼”。由此可见,大到国家和社团,小到街邻和家庭,“礼” 无处不在,所以有 “礼尚往来” 和 “来而不往非礼也” 之说。单 “礼多人不怪” 这句俗语,只能用在中国人身上,若用在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身上,他们会感到莫名其妙。满桌子美味佳肴,却说 “略备薄馔,不成礼敬”, 外国人怎能不奇怪呢?钱穆先生在会见美国学者邓尔麟时曾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 “礼”,“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我们常说,中国是文明礼仪之邦,因为礼仪与文明是相统一的,礼仪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礼仪的内涵,没有了礼仪,文明也就无所依附。 总之,现代的 “礼”, 主要体现在外交与社交领域。与现代有所不同的是,“礼” 在古代还被看作是核心价值观,用来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制度属性和法律属性,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即所谓的 “礼法”。“礼” 的本意是 “别尊卑,等贵贱”, 其本质是对奴隶主中不同等级的人所享有不同礼遇的规定。先秦诸子都强调 “礼” 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差异,这也正是 “礼” 的本质内涵。 荀子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社会地位去选择合乎身份的 “礼”, 否则就是非 “礼”。在《论语》中,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子曰:“克己复礼为 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春秋时,鲁季氏以卿的身份行天子之礼,孔子愤慨地 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鲁迅有个著名的立论叫 “礼教吃人”。鲁迅抨击的 “礼教”, 兴起于封建社会,其实质是封建礼法。有人把 “礼教吃人” 与孔子联系起来,那是记错了账。孔子曰:“敦礼教,远罪疾,则民 寿矣。” 孔子倡导的 “礼教” 与封建 “礼法” 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卫道士从孔子那里取火,不是去爱人而是害人,这关孔子什么事?“礼” 经夏、殷、周三代沿革,到周公的时代已经比较完善。因此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 从周。” 孔子遵从的就是周朝的典章礼制,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是为 “礼” 而生并为 “礼” 奋斗了一生。孔子为何给儿子取名孔鲤,“鲤” 者,礼也。他让儿子自小就 要学诗、学礼,并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诗” 和 “礼” 是古人教育后代最基 本的功课,所以有 “诗礼传家” 之说,这是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传统。有的学者把文化分成观 念形态、制度形态和物质形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把价值观念、制度设计、物质载体统 合在一起,并且包含了风俗习惯的文化形态。邹昌林先生认为,文明产生在国家之前,礼仪产 生在文字之前,文化的传承不仅依靠语言、文字,还依靠礼仪。中国文化作为唯一没有间断的 原生文化,是以 “礼” 为标志和根源的。(摘编自王兆贵《言之有 “礼”》,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