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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署名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南宋著名学者陈振孙云“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它并不是历史上最早的家训,何以称其为家训之祖呢?《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释,只是“卷帙较多耳”。卷帙多,篇幅长就可以称“祖”吗?显然不妥。《颜氏家训》(以下简称《家训》)之所以“为祖”,不是文字“量”的多寡。诚然没有一定的“量”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但“祖”之所以为“祖”并不取决于它的“量”,而取决于它的“质”,即在中国家训文化史上第一次揭示出家训的本质。该书《序致》篇指出:“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已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八个字揭示了中国古代家训的本质属性、宗旨。“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服其所尊,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家训著作的特点犹如“傅婢之指挥”“寡妻之诲谕”,亲切、朴实、自然,贴近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具体生活。自人类步入文明门槛始,家庭就产生了。有了家庭就有了家训。不过,最早的家训是父祖辈在具体生活实践中随机点拨的无文字的口头训语。《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礼义,这是自然、家庭、社会演化过程。家庭伦理即夫妇伦理、父子伦理早于政治的君臣伦理,而君臣伦理是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尧舜“公天下”时代结束,夏、商、周三代“家天下”局面出现,家训就由父辈口头训诫转化为世代口耳相传的政治遗产。所谓“三代而上,教祥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尚书・五子之歌》就是夏启之子追忆先祖大禹的遗训,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滥觞。殷周之际,《易经・家人卦》可以理解为中国最早的“家”文化的专论,经历殷周鼎革建立起的西周王权,非常重视家训。《尚书》中《康诰》《酒诰》既是周公的政治训诫,也可以视为周公对年纪尚幼的弟弟的训诫。对夏、商、周三代的王室而言,家即天下,天下即家,家训与政令往往纠缠不清,这说明家训没有独立意义。而春秋以降,家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家训获得更多的独立性,如孔子诗礼传家的孔门庭训、田稷母训、孟母断机教子、触龙说赵太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等,家教的经典名言、经典故事出现了。两汉以下,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尤其是经济实体的地位进一步抬升。各种《诫子书》《诫子侄书》《门规》《家戒》等大量涌现,由孔子时代的“人的发现”转为两汉时代“家的发现”,由孟子时代“士的自觉”转为两汉时代“家意识的自觉”。东汉末年,时局动荡,兵连祸结,人们特别需要抱团自保,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集团就形成了。如何齐家成了世家大族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家训》应运、因势而生了。《家训》不再是对家庭的具体问题如教子、女戒等单向度的训示,而是由碎片化知识转化为将“家”作为伦理、政治、经济等综合性实体进行系统的、整全的理论反省,这是《家训》之所以称“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家训》七卷二十篇,全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诸子孙”(晁公武语)。涉及立身、治家、交友、处世、治学、养生、文字、训诂、文章、书法、绘画、历算、医药等,诚如后人所言《家训》“该括百行,贯穿六艺”(颜嗣慎语)。“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阶层的价值追求和理想实现的方式,齐家是其重要一环。《家训》是中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集先秦两汉魏晋家文化之大成,将训诫式、书信式乃至散文体的家训即“碎片化的家训”转化成首尾相接、层次分明、结构谨严的系统化家训;另一方面,它又开系统性家训即著作体家训之先河。自《家训》出,各种著作体或专著体家训层出不穷。它的许多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治家智慧的光芒,对于当代人的家风建设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摘编自颜炳罡《
由于传统工艺的传承是一个动态过程,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相连,多依赖于传承人的口传身授,受制于传承人的个体知识和经验,因此在传承效果的把握上具有较大难度。控制论中“黑箱”理论对于我们认识传统工艺的传承问题有积极的启示意义。在控制论中,通常把未知区域或系统称为“黑箱”,把全知区域或系统称为“白箱”,介于二者之间或部分可察“黑箱”称为“灰箱”。“黑箱”具有某种功能,但却无法直接从外部观测其内部结构,只能通过观测其输入输出的关系及动态过程去探究其内在的规律和特征。在我们生活的客观世界中,“黑箱”其实无处不在。“黑箱”又具有相对性,对于某一研究对象,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黑箱”,对于另一部分人可能是“灰箱”或“白箱”。而且随着时间的演变,原来是“黑箱”的对象可能会变成“白箱”。在传统工艺传承中,我们对“技艺黑箱”的研究,主要把认识主体定位在师徒制之中。单纯从传承的层面来讲,师傅是传承主体,师傅掌握的工艺知识是传承客体,徒弟是接受主体。师傅的知识体系存贮在大脑中,并与其工艺技艺和操作程式融为一体。师傅需要通过语言、图录、动作等一定的方式将技艺传递到徒弟身上;徒弟对某一技艺的学习和掌握需要通过反复观察、实践、领悟,师徒间建立默契,才可以最终掌握师傅的技能。因此,师傅所掌握的核心技艺、个人经验和诀窍,对于初学的徒弟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技艺黑箱”(甚至这个“黑箱”内的某些知识连师傅也没有意识到),徒弟掌握师傅本领的过程就是一个“技艺黑箱”逐渐变“白”的过程。“技艺黑箱”里的内容大多是与主体紧密融合的知识,这种知识属于波兰尼所言的意会知识(隐性知识)。根据波兰尼的理论,人类知识分为两类——编码知识(显性知识)和意会知识(隐性知识)。编码知识是可以被清楚表达和明确分类的知识。对于传统工艺而言,主要包括工艺材料、工具相关的科学知识,如材料的生物学、物理学特征,工具的使用程序、主要功能等都是公共性的知识;另一类是关于工艺行业内的规范性公约、行规制度、禁忌俗信、通用艺诀等,从业者人尽皆知,但具有适用范围,是一种嵌入的编码知识。编码知识不属于“技艺黑箱”内的知识,因为它只是与工艺传承相关的最基础知识。但从根源上讲,编码知识源于意会知识。意会知识(隐性知识)是一种与主体融合、很难被明确表达和交流的知识,具有意会性、经验性、层次性,它是“技艺黑箱”内的主要内容。“技艺黑箱”的存在,既影响知识持有者,也影响知识接受者,因而导致传统工艺领域的师徒相授模式存在较多不确定性。一种情况是,师傅主观上愿意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徒弟,比如在家族传承中(父子相承或母女相承),理论上应该是完全传承某一技艺的全部精华,但受师傅的表达能力和徒弟的接受能力的限制,可能会导致部分技艺的弱化、变异或失传;另一种情况是,师傅在教授技艺时主观上会有所保留,即使徒弟天资聪颖,也未必能够得到全部技艺精华,从而导致某些核心技艺的失传。由此看来,“技艺黑箱”的存在是不利于传统工艺的有效传承的,但“技艺黑箱”又是客观存在的。近代西方的产业革命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够对传统工艺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打破了传统工艺中“技艺黑箱”的垄断,建立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其工艺生产都是可以量化和准确控制的。因为其工艺知识已经被编码,剥离了不确定的意会知识,材料、工具设备只需按章使用即可。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今天的传统工艺传承中应努力把“技艺黑箱”内的内容编码化,化不确定为确定,让“黑箱”变白。
下面是张老师写的一则教育故事。刚接触一年级小学生的我,面对孩子们此起彼伏的举手提问、课间追跑打闹时的安全提醒,还有作业里总也改不完的小错误,我尝试了多种办法去适应,但收效甚微。于是,从不发火的我失去了耐心……那段时间,孩子们见了我不再主动扑过来分享小秘密,课上举手的人也少了,师生俨然成了陌路人。周一的升旗仪式上,校长正在进行“国旗下讲话”,班里却有个学生说话。我快步走过去,本想狠狠地说他几句“没规矩”,可低头看见他校服衣领歪到了肩膀上,里面的秋衣还露着一角,就下意识地帮他整理了一下。突然间,一声“谢谢您,老师!”从他嘴里冒出来。我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一下子没有了批评他的冲动,只是用手拍拍他的肩,走了。他也开始认真听校长讲话了。这件事触动了我,我开始反思:面对孩子的小过失,与其急着批评,不如先做个温柔的小动作——老师先抚抚学生的衣领、帮他把歪掉的红领巾系好,或者捡起他掉在地上的文具,这样是否既可以缓和老师的情绪,又容易让学生接受呢?没过几天,班里经常捣乱的学生又开始讲小话了。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他身边,没有像以前那样敲敲他的桌子,而是轻轻捋了捋他的头发。他愣了一下,脸颊慢慢红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之后,不管是遇到孩子忘带课本,还是课间发生小摩擦,我都先让自己平静下来,不断尝试类似的方法。渐渐地,我和学生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工作也越来越顺手了。这些事让我明白,只有走进孩子们的心灵才能更好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因此,我又阅读了系列教育理论书籍,对小学生的特点有了更深的了解。问题:请结合材料,从教师职业道德的角度评析张老师的教育行为。
一篇在朋友圈热传的关于“聪明药”的报道称,这种药物可以提升智力。报道中提到,国外有家长为了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给孩子注射“聪明针”或服用“聪明药”。另有调查发现,国内也有不少家长通过多种渠道寻找并购买这类“聪明药”。俗话说“是药三分毒”,在未充分了解药物原理和副作用的情况下,盲目给孩子注射“聪明针”或服用“聪明药”,在许多人看来是一种不明智的行为。然而,这种不明智的行为背后也有其逻辑。这些家长之所以相信“聪明药”能让孩子变聪明,往往是受到其他家长或恶意宣传的影响而被“说服”的结果。说服不同于说理,说理注重的是过程,而说服只着眼于结果,只要能获得期待的结果,过程和手段在所不计。好的说理要求真实、逻辑合理、论据可靠。然而,即便是好的说理,也不一定能起到说服的效果。如果你跟对方说的理与他的利益不符(或者他根本不愿意说理),再好的说理也无法对他产生实际影响。相比之下,说服指的是一种实际受影响的行为。非真实、逻辑谬误、论据不可靠的宣传或误导,也可以产生这样的说服效果,它要的结果是“依从”。一个人想说服你,他的目的不只是要改变你的态度和看法,而且是要改变你的行为。他希望引发“依从”,也就是使你的行为发生变化,变得与他的要求或目的相一致。当广告商为电视广告投入大量金钱时,他们不只是要你觉得他们的产品不错,而且是要你走进商店、掏出钱来购买这些产品。卖药的要你相信他们的针和药能让你的孩子变“聪明”,道理也是一样的。说服可以诉诸认知,也可以诉诸情绪。一般来说,人越是缺乏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和习惯,就越是有可能被诉诸情绪的说服所影响。在说服过程中起作用的两种典型途径,一种是“中心途径”,另一种是“外围途径”,前一个是切入要点(晓之以理),后一个是转弯抹角(诱之以情)。这两者的区别,其实也就是说理与说服的区别。“中心途径”指的是,人们仔细思考用于说服的信息、证据、逻辑,并根据这些说理因素的强弱来决定是否或如何改变自己的看法和行为。“外围途径”指的是,人们不是集中精力去分析和评估信息,而是对信息情境的表面化暗示或联想直接做出反应。用名人、演员、歌星来为药品代言,不管是真药还是假药,走的都是“外围途径”,其信息情境提示的是像代言人一样的“健康”和“优秀”。不能认识或抵御“外围途径”的情绪性说服,其结果经常是受骗上当,人们往往只是从不实商业广告的危害来认识抵抗情绪性说服的必要,其实,情绪性说服也发生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里,只是不容易被我们注意到而已。(摘编自徐贲《人为什么被“说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