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给定资料
1)大庆油田、长春一汽、鞍山钢铁，这些都曾是“共和国长子”东北的耀眼标签，作为建国初期的工业和农业基地，东北曾“风光无两”。但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东北计划经济色彩过重、产业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影响下，东北经济近年来陷入“失速”困境。
2003年，《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出台，在振兴战略的支持下，2007-2010年，奈北经济一直保持两位数增长，高于东部地区。然而从2013年开始，东北经济增长明显减速。
2013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全国31个省份的GDP增速排行中全都居于后10位，其中黑龙江位居倒数第三。2014年东北经济进一步下滑，黑龙江、辽宁、吉林GDP增速分别为5.6%、5.8%和6.5%，分别位列倒数第二、第三、第四。2015年，辽宁、黑龙江、吉林GDP增速分别为3%、5.7%、6.5%，辽宁排在末位。从地级市层面看，2015年全国有14个地级市的GDP为负增长，位于东北地区的有6个。
“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在2015年4月10日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语气沉重地说。
2016年第一季度，东北三省的GDP增速排名依然位列倒数后5位，其中黑龙江、吉林增速分别为5.1%、6.2%，比2015年同期分别加快0.3、0.4个百分点。辽宁经济增速则继续下探，为全国唯一经济增速负增长地区，只有-1.3%，2015年同期则是1.9%。
2)作为中国计划经济模式下建设工业化的样板和标兵，东北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不适应。20世纪90年代未，东北实施国有企业改革，全国3000万下岗职工中有四分之一左右在东北。21世纪初，东北国有企业占到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目前已经降至50%左右，但仍高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这些国企并没有能力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与此同时，东北的经济结构也恶化了，更依赖投资和制造业，2013年投资占到东北GDP的65%，较十年前几乎翻番，全国平均水平为50%。投资虽然能带来经济数据的增长，但对普通人的生活影响却没那么大。
而能提供最多就业岗位的民营企业，在东北举步维艰。某著名杂志曾报道，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发现，这个工业大省的部分部门、官员在招商引资之后，动辄“关门打狗”——以各种理由对民营企业进行罚款。该杂志引用多个开发区官员的话说，不少为辽宁省国企配套的南方中小企业，或撤资回乡，或转战他地。有的配套企业迁到天津或河北，仍与辽宁省国企有业务往来，宁肯多付运费，也不愿再付“制度成本”。
国际经济形势也对东北不利。美国、欧洲、日本长期占全球贸易的60%以上，给中国东部沿海提供了发展机遇，但是距离东北较近的日本、韩国，占中国对外贸易的比重都在下滑。尤其是日本，受到中日关系的影响，2014年前三季度，日本在辽宁省的投资同比降低33.5%。韩国投资仅为日本的三分之一，而且降幅更大。
很多东北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东北人还停留在“进大国企、端铁饭碗”的思维，有人把东北人评选为全国“最贪恋体制的动物”。多年来，东北人深受体制影响，讲究面子，这也造就了全中国最讲求人情关系的社会。以大庆油田为例，如果家里不是市政或者油田的，等待年轻人的就只有待业这一条路，很多年轻人不得不选择外出打工。2010年30～49岁/0～29岁人口之比，全国为1.39，东北为2.09，是全国最高，这意味着2030年50～69岁/20～49岁人口之比，东北在全国最高，老龄化将非常严重。
豆瓣网友@一只耳在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个辽宁人，考大学时我选择了一个武汉的211高校，高中同学大多数在北京、上海、西安这样高校集中的地方，还有五分之一的人选择了出国，如今毕业后一部分留在了国外，有几个留在了北京，有几个女生倒是回去了，而我却留在了浙江。"考上外地大学后不愿意回东北，这种现象很普遍。
在一线城市火爆的创业在东北似乎也很难行得通，本身商业文明欠缺的情况下，连招商引资来的民企都能被动辄“关门打狗”，初创且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微企业根本承受不了腐败成本，而且随着人口的流失，东北的商业环境更不容乐观。
3)2009年世界银行报告指出，中国每年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经济损失占国民收入的9%，这几乎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速度相同。也就是说，我们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就大为缩减。
生态的恶化，不是个别的因素造成的，它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跟国家的增长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紧密联系在一起。从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就开始了靠投资驱动实现GDP高速增长的粗放经济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使得资源大量浪费，造成了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城市结构的扭曲。这一定会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资源的耗费和衰竭;另外一个是在污染成本没有被充分分摊的基础上，导致污染物的过量排放。
我们过去主要是把经济增长的成果拿出一部分去改善环境，并没有集中主要力量，从源头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取得的成果和造成的破坏是不成比例的。如果增长方式不改变，就很难彻底解决资源短缺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只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转变成绿色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消除污染物过量排放的源头。
旧常态是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来，曾经长期保持着的一种经济发展态势。这个经济发展的态势大致上可以这样来概括：高投资、高增长，也就是说在海量资源投入支撑之下实现的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当然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拥有这么多人口、这么大面积并且处在停滞落后状况下大概有一两百年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奇迹。
这种旧的常态，到了21世纪初期，就开始难以为继，走到了尽头。到了20 10年第三季度以后，增长速度就不断回落，特别是最近三年，增长速度已降为7%～8%的水平。继续依靠旧模式没有阻止住中国的经济减速，而它引起的问题却变得越来越严重：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民众的收入水平提高缓慢，贫富的分化加剧，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太高。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的粗放式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的集约式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节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对绿色经济转型是一种机遇，更重要的是挑战。这个机遇抓不抓得住，就看我们怎么来应对挑战。
在推进改革、实现转型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比如解决GDP崇拜、“先污染、后治理”的思维等，这些都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要克服、改变，就需要用更先进的、前瞻性的观点去引导社会，还需要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唯有如此，才能推动绿色增长、绿色文明的发展，我们的环境也才有希望得到改善。
另外，要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还要形成环境保护的共识，继而形成全民的共同行动。但是，形成共识又很难，需要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调动全民包括环境公益机构在内的专业组织，去共同努力来保卫我们的家园。
“之前，我们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更多是强调一种发展理念。如今，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这已成为一种现实，因为高增长高消耗高污染的老路走不下去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如此分析绿色发展的紧迫现实。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决策层连续强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性，在“新常态”的基调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思路成为新的发展主线之一。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在传统模式下高速增长，一方面，资源、环境承载力已接近甚至达到上限，规模驱动的神话不再。2014年，全国有多个省份经济增长未能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传统资源大省经涛尤为艰难，为改革开放以来所罕见。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主要碳排放国家之一，在2014年APEC北京峰会上，中国向全世界作出“中国到2030年左右达到碳排放峰值”的承诺。2015年4月党中央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化战略。
这意味着，倒逼经济转型绿色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已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大势所趋。对此，李佐军认为，此次变革的难点和关键，就在于改革以GDP为利益导向的考核机制。“要真正把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等指标考核权重的政策落到实处，将考核的指挥棒扭转过来，才能引导各个主体真正关注践行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十八大创造性地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正是对环境领域严峻形势的回应，生态建设被列入中央治国理政的五大布局之一，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式道路已走到尽头，中国发展调整正在从增量扩张为主，转向盘活存量与做优增量并举。
“绿色发展是应对中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下滑、走出这次经济低谷的需要，在转方式调结构的要求下，绿色发展可以扮演培育新的增长点的角色。”李佐军说，“印钞票、发债券、放松信贷、降低利率、政府大规模投资、搞各种大项目都不是解决危机的根本办法，有的甚至为下一轮危机带来更大的隐患，只有通过研发和应用绿色技术，培育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推进绿色发展，才是出路。”
4)2016年第一季度，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2%，增速处在年初既定目标的合理区间。比增速更可喜的是，转型升级系列组合拳合力增效，增长质量好于预期。浙江经济正朝着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跑”起来。
毗邻浙江大学和阿里巴巴，运河支流穿镇而过，始建于南宋时期的古镇仓前如今已是声名远扬的“梦想小镇”，近一年来已吸引了380多个创业项目和4 100名创业人才。在这里，每天都上演着行业创新、投资创富的激情故事。
特色小镇是浙江深化改革的一大探索。面对错综复杂的宏观环境和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浙江通过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协调发力，推动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释放了创业创新活力，实现了经济平稳增长。
2015年以来，浙江着力创建承接创业创新、引导工业跃升、传承经典产业的特色小镇，梦想小镇、基金小镇、青瓷小镇等一批富有产此支撑、文化内涵、旅游功能的发展平台正构筑起活力无穷的“小镇经济”，为加快供给侧改革、适应与引领经济新常态抢占了先机。
位于杭州“梦想小镇”的美哒网络是一个生活服务O2O平台，公司于2015年6月成立，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30万，不久前完成了1亿元的A轮融资。创始人唐永波说：“A轮融资才完成，要投资的都排队到D轮了。‘梦想小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给我们创造了‘筑梦’‘圆梦’机会。”
为了给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腾出广阔发展空间，浙江始终坚持“腾笼换鸟”淘汰落后产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浙江有500多个年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涉及175个行业。历史上，它们造就了不少地方经济的辉煌，却也有先天不足：作坊式企业多、产业低端、技术落后，其中一些行业在浙江产能过剩。
对不符合国家、省有关产业政策，污染物排放、安全生产、能耗指标等不达标且整改无望或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浙江坚决实行关停淘汰。2016年上半年，浙江淘汰落后和严重过剩产能企业约700家，整治“脏乱差”和“低小散”企业(作坊)7500余家，处置“僵尸企业”145家，腾出用能空间70万吨标准煤，盘活存量建设用地4.3万亩。
在稳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网时，浙江也在继续加强需求侧结构改革，利用外贸红利拉动消费升级，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这也成为反哺浙江供给侧改革的动力。
在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出口产品质量也在提升。原浙江国贸集团董事长丁康生说：“原先出口的都是鞋帽等传统产品，赚不了多少钱。2015年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盈利非常好，预计将有几千亿元的市场潜力。”
浙江外贸“飘红”与跨境电商迅猛发展紧密相关。在不久前开园的杭州跨境电商综试区临安园区，60多家企业已经入驻。临安市华宇橡塑公司总经理马顺荣说：“一卷3美元的生料带通过跨境电商可以卖到25美元，还多了许多自己找上门来的客户，市场潜力巨大。”
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不仅进一步打开了国外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市场这块“沉寂的蛋糕”也正在被进一步激活。目前，浙江全省邮政村级电商服务点已突破1万个，让村民也享受到了家门口的电子商城服务。
转型升级的成效，最终体现在“三大收入”的持续增长上——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浙江省的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充分显现。企业利润水平继续高于全国。2016年1月至2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55亿元，同比增长7.4%，高出全国2.6个百分点。一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 2016元，同比增长8.4%。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小为1.87，低于20 15年全年的2.07。一季度，全省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分别为2583亿元和152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7%和10.4%。
当然，在传统产业占比70%的浙江，转型升级必然是一个长期过程，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过程中，全省上下需要强化质量效益意识，保持定力不动摇，转出更广阔的新天地。
5)美国的油城休斯敦是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代表之一，该城因为石油的开采由一个小城镇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20世纪60年代以后石油开采业开始下滑时，休斯敦审时度势，依照市场规律，在市场机制的推动下，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延伸和拓展产业链，促进石油科研和开发，加快企业的重组与合并，油气资源产业群逐步形成并趋于完善，实现了规模效益递增，与此同时带动了为其服务的机械、水泥、电力、钢铁、造纸、粮食、交通运输和通信等产业的发展，建立了国家宇航中心，带动了为其服务的1300多个高新技术企业，从而使休斯敦成为全美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城市产业定位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市场机制在休斯敦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资源能够更加合理和有效的配置，实现了规模经济。当地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所做的更多的是为其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提供一些政策上的便利，具体的转型措施和过程主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企业的自主选择。对于因被迫退出或被并购企业的失业人员，在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其培训再就业等都由政府着重处理和解决。同时，政府通过财政支持提高转型时期的社会福利保障，设立转型时期专项救济基金，以应对必要的紧急救援，使城市在经济转型时期能够比较平稳过渡。
6)德国的鲁尔地区具有丰富的煤炭、铁矿等资源，是德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为二战后德国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60年代在全球产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鲁尔地区的经济陷入了结构性危机，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双重挑战。面对危机，德国政府审时度势，20世纪60年代末展开了鲁尔地区经济结构转型工作，制订和出台了一系列方案。
鲁尔地区协调联邦、州和市三级政府共同参与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分级设立地区发展规划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等职能部门，专门负责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综合协调，制定振兴的具体规划，发挥政府的投资导向作用，提供资金支持。
鲁尔地区利用原有资源产业形成的产业基础，形成多元产业结构。对于原有的煤炭、钢铁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矿区进行清理整顿，将采煤业集中到盈利多和机械化水平高的大矿井;对于钢铁业，则重在调整企业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尽管由于成本过高，煤炭、钢铁业日渐缺乏竞争力和生存能力，但出于自身能源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战略考虑，德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它们，而是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联邦政府也特别重视创新企业的发展，尤其对生物技术、信息和环保技术以及科技型企业在政策上给予很大支持。优惠的政策加上强有力的扶持措施使得信息软件、生物技术等新型产业在鲁尔地区迅速发展起来。
鲁尔地区把各城市的历史题材挖掘出来，把文化保留下来，把不同的城市变成一个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公园，把工厂变成艺术馆，作为工业遗产的旅游景点，每年都能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参观。鲁尔地区经济转型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重塑了自己的形象。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有力措施改善一度被严重污染的环境，比如严格制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广泛建立空气质量监测系统等。
鲁尔地区作为欧盟国家资源型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政府和社会各方面政策、资金、技术等扶持下，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已经从原来的钢铁中心逐渐过渡为一个炼钢等传统产业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型产业相结合，多种行业协调发展的新型经济区。
7)日本地域狭小，人口稠密，矿产资源相对缺乏。日本的资源型城市主要是煤炭资源型城市。二战后，日本为振兴国内经济，采取了倾斜生产方式，把财力物力优先用于发展钢铁和煤炭工业。政府多次制定煤炭政策和相关法律以保证国内煤炭产量维持在一定的规模。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煤炭储量的下降再加上开采成本的提高，日本煤炭产量急剧下降。日本政府开始注意煤炭产业的转型，在减少国内煤炭开采的同时从国外进口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北九州作为当时的产煤大市经历了整个转型过程。
二战中北九州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战争结束后，依托当地的煤炭资源加上政府当时振兴经济的政策，北九州高速发展，成为日本基础原材料的工业基地。20世纪60年代，随着煤炭开采成本的急剧提高，日本开始转变能源政策，从利用煤炭资源转向利用国际市场价格更便宜的石油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北九州大片矿井关闭，煤炭业遭受重创，整个城市经济萧条，数十万工人和家庭面临就业和生存问题。
对此，日本政府首先是对北九州地区失业工人及其子女进行安置，对接收失业人员企业给予补助;然后对失业工人进行免费培训，帮助介绍新工作等。政府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大批区域外企业迁入北九州地区，为其提供廉价的土地，在该地区兴办起一批现代开发区;促进产业界和学校开展共同研究，减少对国有设施使用的限制，为创设新产业创造有利条件，像环境产业、生物技术、网络通信等都慢慢发展起来。将关闭的煤炭生产矿井改造为旅游景点、科普教育场地，使之继续发挥作用。
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北九州地区成功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由传统的产煤地区转换成为日本新的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北九州的成功转型，一方面是政府政策的推动，另一方面是自身的积极探索，努力挖掘自身优势，最终走出了一条资源之外的成功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