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最近，看了一部话剧《弗罗斯特》。该剧是对1977年一场电视访谈半写实、半虚构的舞台重 构，访谈者是英国脱口秀主持人弗罗斯特，被访谈者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虽然当时水门事件已 经过去了5年，尼克松也下台了3年，但是尼克松从来没有真正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弗罗斯特雄心 勃勃地想迫使尼克松在访谈中认错，而尼克松步步为营，将弗罗斯特咄咄逼人的提问转化为自我 辩护的机会，但最终还是“战败”了，在亿万电视观众面前出尽洋相，不得不缴械投降。

这个故事的主题，用最简洁的话说就是：不忘记，不原谅。

尼克松30年前的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在公众的记忆中消失，西方文化中公众对政治家 的过错“耿耿于怀”的态度令我感慨。虽然尼克松在世时就受到了政治的、舆论的惩罚，但他并没有 因此得到救赎，几十年来人们从没有忘记向已经落入“井底”的他扔“石头”。要许多习惯领导特权的 人来说，美国总统对竞选对手进行窃听，好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丑闻。但是美国社会没有这种“宽容”,支持率的自由落体、弹劾的压力甚至入狱的威胁，迅速将尼克松抛入历史的垃圾堆。

“不忘记、不原谅”的表现，就是各类文化产品中反思主题反反复复的出现。拿水门事件来说， 电影《尼克松》《迪克》《所有总统的人》都有对水门事件的再现和反思，电视片《辛普森》《X 档案》 《福图拉马》中也都有反映水门事件的剧情。当然，文化产业对政治错误最不依不饶的典型，还是  越战的“文化工业”。且不说书籍、电视、歌曲、漫画等，就拿电影一项来说，作品就已经汗牛充栋， 如奥利弗 ·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可以看出，在人类天生的健忘倾向面前，文化产业主动承担了守护记忆、背负记忆、传载记忆 的责任。面对权力社会可能手无寸铁，但是至少还有记忆。相比之下，中国有多少文艺作品在守 护我们的集体记忆呢?“三年自然灾害”死亡成百上千万，我们有几部电影反映那些苦难?权力固 然封锁了记忆，但是社会本身、公众本身又有多少回忆的冲动、诉说的冲动、用历史的火炬去照亮 未来的黑暗的冲动?

对于历史的伤痛，我们习惯于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何必揭历史的伤疤”;对于哪怕映射这  一伤疤的文艺作品，我们涂抹着解构主义、荒诞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口红的嘴巴又说，“这种宏大叙  事是多么的土气”。但是，如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视可以体现在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里，它同样可 以体现到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事实上，当我们的文艺作品用五光十色的豁达、诗意、颓废、华丽、 放荡、恶搞，以及最重要的，沉默，去包裹怯懦时，它正体现在我们对现实的态度里。

当然，《弗罗斯特》这样的作品集中出现在这几年，绝非巧合。显然，这些作品的编剧导演都或 多或少有影射当代政治，尤其是伊战的意图。也许，历史的妙处正在于此：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事 件，还可以是关于现实和未来的寓言。

(摘编自刘瑜《民主的细节》,有删改)

问题：

材料：

在初中地理课上，为了使学生理解有关经纬线的概念和意义，刘老师提问道：“在浩瀚的太平洋上，一艘远洋轮船出现了严重的故障，在自救无果的情况下，船长拿起电话向总部求救，如果你是船长，你会怎么说呢?”

一学生做打电话状：“喂，总部，我们出事了，快来救我们。”

“我是总部，请报告你们的位置。”刘老师追问。

该生迟疑了一下，小声回答：“我们在太平洋上。”他的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刘老师问：“同学们为什么笑呢?”

“太平洋那么大，到哪里找呢?”学生回答道。

“是呀，救援人员怎样才能找到在太平洋上出事的船呢?”刘老师继续追问。

学生回答：“应该报告船的准确位置!”

于是，刘老师把“如何在地球上确定某一位置”的问题抛给学生来讨论。在讨论中，学生们从探讨如何描述自己的座位，到街道门牌号；从电影票上的座位号，到平面直角坐标系……

就这样，关于经纬线、经纬网的概念和意义被学生们理解了。

问题：

2018年9月，一夕公司与王某订立特许加盟合同，约定：一夕公司向王某授予“鸣喜奶茶”特许经营权，一夕公司提供设备，经营奶茶店所需原材料，提供技术指导，进行广告宣传。加盟合同期限为6年，王某应一次性支付加盟费用20万元，特许保证金5万元，并按月支付特许广告费2000元。合同同时约定了违约金条款，如一方违约另一方可解除合同，违约金为30万元。合同签订后，王某缴纳了20万元加盟费用和5万元特许保证金，但一直拖欠特许广告费，一夕公司多次催讨未果后于2019年3月提起诉讼，要求解除特许加盟合同，判决王某支付特许广告费14000元，违约金30万元。王某反诉称一夕公司一直未履行广告制作等合同义务，要求一夕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返还加盟费20万元，特许保证金5万元。王某同时认为特许加盟合同中的违约金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整。经法院查明，一夕公司已依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

请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

教师为了帮助大班的幼儿了解春天的季节特征，同时在其中渗透数学教育，专门制作了一套 “春天” 的拼图 (如图 3)。拼图底板是若干道 10 以内计算题，每一小块图形的正面是春天景色的一部分，背面是计算题的得数 (如图 4), 教师希望幼儿根据计算题与得数的匹配找到拼图的相应位置。然而，材料投放后，教师却发现许多幼儿不用做计算题就能轻松完成拼图，也未对图片中的季节特征产生观察与探究的兴趣。

问题：

所谓 “被遗忘权”, 即数据主体有权要求数据控制者永久删除有关数据主体的个人数据，有权被互联网遗忘，除非数据的保留有合法的理由。在大数据时代，数字化、廉价的存储器、易于提取、全球覆盖作为数字化记忆发展的四大驱动力，改变了记忆的经济学，使得海量的数字化记忆不仅唾手可得，甚至比选择性删除所耗费的成本更低，记忆和遗忘的平衡反转，往事正像刺青一样刻在我们的数字肌肤上；遗忘变得困难，而记忆却成了常态。“被遗忘权” 的出现，意在改变数据主体难以 “被遗忘” 的格局，赋予数据主体对信息进行自主控制的权利，并且有着更深的调节、修复大数据时代数字化记忆伦理的意义。

“被遗忘权” 不是主体消极地防御自己的隐私不受侵犯，而是主体能动地控制个人的信息，并界定个人隐私边界的权利，进一步说，是主体争取主动建构个人数字化记忆与遗忘的权利。与纯粹的 “隐私权” 不同，“被遗忘权” 更是一项主动性的权利，其权利主体可自主决定是否行使该项权利对网络上已经被公开的有关个人信息进行删除，是数据主体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所享有的排除他人非法使用的权利。

在数据快速流转且难以被遗忘的大数据时代，“被遗忘权” 对调和人类记忆与遗忘的平衡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在大数据时代不能 “被遗忘”, 那意味着人们容易被囚禁在数字化记忆的监狱之中。不论是个人的遗忘还是社会的遗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个人及社会修复和更新的机制，让我们能够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面对现实，想象未来，而不仅仅被过去的记忆所束缚。

大数据技术加速了人的主体身份的 “被数据化”, 人成为数据的表征，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以数据的形式被记忆。大数据所建构的主体身份会导致一种危险，即 “我是” 与 “我喜欢” 变成了 “你是” 与 “你将会喜欢”; 大数据的力量可以利用信息去推动、劝服、影响甚至限制我们的认同。也就是说，不是主体想把自身塑造成什么样的人，而是以客观的数据来显示主体是什么样的人，技术过程和结果反而成为支配人、压抑人的力量。进一步说，数字化记忆与认同背后的核心问题在于权力不由数据主体掌控，而是数据控制者选择和构建关于我们的数字化记忆，并塑造我们的认同。这种大数据的分类系统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是指向特定的目的。因此，适度的、合理的遗忘，是对这种数字化记忆霸权的抵抗。

(摘编自袁梦倩《“被遗忘权” 之争：大数据时代的数字化记忆与隐私边界》, 有删改)

问题：

本来，曹禺从南开转学到清华，一半是冲着王文显。他早就听说，这位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对戏剧颇有研究。

但听课后，他竟有些失望。从头至尾，王文显都在念英文讲义，而且年年如此，从不增删。难怪教《近代诗歌》的温源宁教授说，那情形“好似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正在主持葬礼”。

即便在课下，他也枯燥无味。据说，学生登门拜访，大多是谈正事，说完便走，“没有人逗留，也没有人希望延长约会时间”。

他不苟言笑，瘦长白净的脸上，嘴角略微向下撇。1936年外国语文学会的合影里，他穿件深色的西服，搭配斜纹领带，背着手，和吴宓一左一右立在中央，满脸严肃。自1915年伦敦大学毕业，王文便在清华教书，直至1937年学校南迁。其间，他历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外文系主任。不同于为人的刻板，他写出的剧本却别有一番幽默，“没有丝毫沉闷无味之处”。

在暗讽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梦里京华》中，他写下一幕大小老婆争当皇后的闹剧：“大太太喘气喘得活像夏天的狗。她旋转得眼花缭乱。一姨太太一个箭步跳到她身后，伸手要抓她的头发。她没有抓住头发，仅仅撕下她的领子。”

他的另一部英文喜剧《委曲求全》,写的则是教授钩心斗角的丑态。男主角是一位大学校长，一出场，便抱着哈巴狗，大言不惭地对下人说：“我要不耍一点儿手腕，你想我能维持五分钟之久吗？”

这是这位代理校长的切身感受吗？人们不得而知。至少，在现实中不大看得出来。在会议上，他不慌不忙，不东拉西扯；做事方面，他一丝不苟，“各个方面无疵可求”。甚至，他永远一个样儿，抽烟斗，打网球，夏天穿短装，冬天换长袍。

温源宁说他“像个固定的设备毫无改变”,调侃他为清华的“不倒翁”和“定影液”:“没有他，清华就不是清华；有了他，不管清华还会再有多少变革，也依旧是清华。”

与学生曹禺的悲剧不同，王文显的作品是喜剧，充满了嘲讽，令人捧腹大笑后若有所思。《委曲求全》在耶鲁大学演出时，《波士顿报》一位记者评价：“柔和的、恶嘲的微笑……实在是中国人对于喜剧的一种贡献。”

“(他的作品)是那种坐在小剧场里，一边喝着咖啡和茶，一边细细品味的话剧。”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耀杰说。

1990年，正读研究生的张耀杰在资料室无意中发现一本二三十年代的杂志。上面布满灰尘，旧得“翻几下就会烂掉”,其中介绍了王文显。不同于那个年代常有的慷慨激昂，他的剧作文字温文尔雅，很有情趣。“这种情趣充满了文人式幽默，没有火药味，温厚中带着一丝人文关怀。”张耀杰说，“我们现在很少还有这种幽默。”

只是这种情趣“缺乏战斗性”,这些文字也在以往的戏剧史研究中被忽略。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国戏剧史权威著作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一书，732页里对他的介绍只有薄薄4页。“剧中所表现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基于这种精神对当时中国黑暗现实的批判，是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书中写道。清华大学图书馆东北角不远处，曾是王文显居住的北院住宅区。梁启超、朱自清等学者也一度在这里居住。

而如今，这里则是一大片草坪，稀稀拉拉种着柳树和杨树，有学生在看书，也有老人推着童车，早已不复是“点点翠竹千般绿，几条小路尽文人”的景象了。

问题：

一天上午，几名学生在课堂上争吵不休，最终演变成了激烈的打斗。班主任王老师立刻察觉到了异常，冷静地制止了斗殴，并迅速带领其他同学离开现场，确保他们的安全。

事后，王老师并没有急于作出处罚决定，而是先与涉及争执的学生进行个别谈话。接着，她将其他目击者召集到一起，询问他们对事件的看法。通过耐心倾听每个人的意见，王老师逐渐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在处理问题时，她召集了所有涉事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在一个开放的讨论会上，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这样的做法不仅给予了学生们发声的机会，也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他人和整个班级的影响。

在讨论的过程中，她强调了尊重、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性，并通过给学生们讲解一些实际的案例，让学生意识到，以暴力来解决问题只会带来更多的伤害，而通过和平的沟通与合作，他们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同样重要的是，通过这次事件的处理，同学们也感受到了老师对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问题：

案情梗概：

某大学 A、某科研单位 B、某国有企业 C 和某市国资委投资设立的一人公司 D 作为中国法人拟共同投资发起设立一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E。它们共同制订的 E 公司章程有下列内容：E 公司经营期限 20 年；注册资本 100 万元人民币，其中，A 以其一个重点科研试验室的 20 年使用权作为出资，作价 30 万元，B 以未取得专利权的技术成果作为出资，作价 25 万元，C 以现金 20 万元出资，D 以 20 年房屋使用权作为出资，作价 25 万元；上述出资在 E 公司成立两年内分 5 次缴清；公司不设立股东会和监事会，只设董事会，由四名董事组成，是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董事在公司成立两年后必须在公司中持有股权，每届任期 5 年；董事会下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各一人；总经理由董事会从董事中聘任和解聘；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有权查阅公司财务会计报告、有权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公司利润由股东平均分配。

根据以上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

Passage1

        Questions 1 to 5 are based on the following passage.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re has been a great change in the lives of women. A woman marrying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in her middle twenties,and would be likely to have seven or eight children, of whom four or five lived till they were five years old. (76) By the time the youngest was fifteen, the mother would have been in her early fifties and would expect to live a further twenty years, during which chance and health made it unusual for her to get paid work. Today women marry younger and have fewer children. Usually a woman's youngest child will be fifteen when she is forty-five and can be expected to live another thirty-five years and is likely to take paid work until sixty.

        This important change in women's life has only recently begun to have its full effect on women's economic position. Even a few years ago most girls left school and took a full-time job. However, when they married, they usually left work at once and never returned. to it. Today the school-leaving age is sixteen, many girls stay at school after that age, and though women marry younger, more married women stay at work at least until shortly before their first child is born. Many more afterwards return to full- or part-time work. Such changes have led to a new  relationship in marriage, with the husband accepting a greater share of the duties and satisfactions of family life.

材料：

 2016年1月13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迎来了111岁大寿。这位名人一生的 经历可谓充满传奇，精彩异常。11日上午，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  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 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 学就读。

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 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 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1949年后，他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

在周有光的工作经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他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资料称， 是周有光主导建立中国汉语拼音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 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在50岁左右时，改行研究 语言学，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里， 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对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该方案最终于  1958年正式公布。之后，周有光又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  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对汉字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周有光的传奇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的“陪聊”, 他们见过两次。周有光是极少见的和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

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周有光这样描述：“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 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 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就这样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 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 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 一样。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到了晚年，乃至年过百岁之后，周有光仍然精神健旺，没有停止思考，先后出版《周有光文集》 《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作品，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曾这样  评价道：“他达到了勇者无惧的境界。”

在叶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又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他过生日，有很 多人去看望他。他现在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 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

“周老先生自己说过，从来都是把坏的东西尽快忘掉，记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 情。”叶芳说，周有光对世界上新奇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 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铁回常州老家，但他心里知道，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

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问题：

材料：

中班的小萌是个爱看书的小姑娘。区域活动时，她总出现在阅读区，哪怕阅读区已经满了，她 也要硬挤进去。班里最近新增了几本图书，小萌为了抢先看新书，匆匆忙忙地吃完午餐，就去阅读 区了。小萌一下把两三本新书抱在身上，其他小朋友很想看，她也不愿意给。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