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道工序，4个施工队伍，5座桥

(1)桥梁桩基础直径为200cm,C30混凝土628m3，28HRB400，39480K，10HPB30，04300kg(含定位、架立、接头钢筋700KG)

(2)直径为1.5米钢筋混凝土圆管涵4道150米，C30混凝土116.6m3;基础C20混凝土626.4m3;M7.5浆砌片石端墙基础、锥坡，铺砌368m3

(3)挖方路基：场地清理3500m2,挖土方400m3,挖至设计标高后挖松压实12003

(4)填方路基：借土场的场地清理900m2借土填方5200m3

材料：

 2016年1月13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迎来了111岁大寿。这位名人一生的 经历可谓充满传奇，精彩异常。11日上午，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  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

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 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 学就读。

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 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 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1949年后，他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

在周有光的工作经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他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资料称， 是周有光主导建立中国汉语拼音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 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在50岁左右时，改行研究 语言学，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里， 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对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该方案最终于  1958年正式公布。之后，周有光又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  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对汉字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周有光的传奇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的“陪聊”, 他们见过两次。周有光是极少见的和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

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周有光这样描述：“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 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 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就这样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 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 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 一样。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

到了晚年，乃至年过百岁之后，周有光仍然精神健旺，没有停止思考，先后出版《周有光文集》 《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作品，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曾这样  评价道：“他达到了勇者无惧的境界。”

在叶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又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他过生日，有很 多人去看望他。他现在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 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

“周老先生自己说过，从来都是把坏的东西尽快忘掉，记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 情。”叶芳说，周有光对世界上新奇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 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铁回常州老家，但他心里知道，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

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

(选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

问题：

清末民初，文言文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民众深感晦涩难懂。以黄遵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我手写我口”“言文合一”“崇白话废文言”的白话文运动，白话报刊由初期的几十种突增至370余种。这些白话报刊不仅谈论救亡图存、变法革新，同时也在语言使用中推广白话文、倡导语言变革。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在成语使用上不断“破旧立新”，产生了大量异体成语。

笔者对清末民初近50种白话报刊进行统计发现，其使用的成语中有1200多个具有一个或多个异体形式。这些异体成语改换了原有成语的某些构成要素，而整体意义与用法保持不变。比如，“童叟无欺”在当时的白话报刊中被广泛变异为“老少无欺”，“见风使舵”被变异为“见风使船”“看风使船”“见风使帆”等。异体成语的大量涌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报人从语言运用方面冲破旧有文言格局、建立新文法的决心和尝试。正如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所倡导的，文学可以“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当时白话报刊的成语运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在清末民初的白话报刊中产生如此之多的异体成语，并不只是当时报人“有意为之”，汉语的意合性为成语改换构成要素形成异体成语提供了客观基础。汉语以表意为主，不太拘泥于形式。表现在异体成语上，则是成语的整体意义取决于各构成要素的意义组合，即便结构有所变化，或个别语素有所变化，很多时候也不影响成语整体意义的表达。比如，“面红耳赤”中的“耳”被替换成“眼”，形成异体“面红眼赤”，字面意义发生了改变，但并不影响其“形容因激动或羞惭而脸色涨红的样子”的深层意义。

同时，这一时期正处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期和文言与白话的激烈碰撞期。词汇上单音词的双音化发展迅速，成语构成语素中的单音语素受到双音化影响，极容易将此语素与其他语素组成的双音词带到成语中来，将成语中的其他语素替代掉，形成异体成语，如“感激不尽”受双音词“感情”的影响，产生了异体“感情不尽”。

清末民初的异体成语，虽有一些沿承了下来，成为现代汉语中的语言材料，但是大部分异体成语并未流传至今，而是渐渐回归到正体。

一方面，语言发展有社会性、时代性与经济性原则。社会不断发展，新事物不断产生，旧事物不断被取代，与此相应，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会产生新词，在语言表达上自然会产生更准确、更精细的词语来描绘客观事物。比如“见风使舵/见风使船/见风使帆”，“舵”是一种控制船方向的装置，古代社会人们熟悉“舵”这个装置的少，反而用“船、帆”更易理解，随着有舵的外来机械船更多传入，人们对舵的熟悉程度增加，“见风使舵”的表达更有生命力。此外，语言总是在追求更为经济的表达，因而人们在成语的正体与异体间不断抉择，逐渐淘汰了一部分异体成语。

另一方面，成语自身有均衡性与和谐性特征，以及通俗性与典雅性的相互作用。很多成语历经数千年发展，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一些构成要素不对称、韵律不和谐的往往遭到淘汰。比如“喜新厌旧”与异体“喜新厌古”，“新”与“旧”相对，工整对称，前者更容易让人接受；再如“坐立不安/坐立不定”的前者平仄更为和谐对称。并且，成语总是在典雅性与通俗性相互碰撞、相互制衡的条件下发展，过于通俗的成语往往会向典雅性靠拢，而过于文言典雅的成语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向通俗性靠拢。

上述成语在清末民初白话报刊中的变异使用，仅仅是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的一个表现，但我们可以从中管窥当时白话文运动在语言改良方面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当时报刊语言转向白话的鲜明趋势。这场发轫于白话报刊的清末民初白话文运动，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涉及思想、语言、文学与社会等各方面的革新运动，为后期五四运动与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工具上和思想上的准备，并为现代汉语形成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摘编自刘卿，张文国《“白话文运动”中的异体成语》，有删改)

问题：

学生没完成作业的原因很多。下面是两段关于学生没完成作业的师生对话。

教师甲:“为什么没完成作业?”

学生甲:“不会。”

教师甲:“相同的老师,相同的作业,为什么别人会做而你不会呢?”

教师乙:“为什么没完成作业?”

学生乙:“作业太多了,昨天写到很晚也没写完。”

教师乙:“相同的老师,相同的作业,相同的时间,为什么别人能写完而你就写不完呢?”

这两段对话应该算是校园经典对白了。很多教师对学生的回答不以为然,认为学生在撒谎、推脱或找借口,结果往往是教师“义正辞严”,学生“哑口无言”。

问题:

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1

制度稳则国家稳，制度强则国家强，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科技、国防等的现代化，更是制度和治理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改革规律，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强化守正这个基础，抓牢创新这个关键。根据时与势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推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制度成果，书写了“中国之制”新篇章。

——摘编自《光明日报》(2024年11月11日)

材料2

我们必须牢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等战略任务实施到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摘自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材料：

刘老师发现，新转来的龙龙好像有些“特殊”。在刚来幼儿园的第一天，龙龙不吵不闹，也没有显得特别紧张。平时在班里，龙龙的自理能力也比较强，进餐、午睡都能独立完成，但对老师组织的活动不是很关注。当妈妈来园接他时，他也不理会，而是继续玩手上的玩具。刘老师经过家访得知，龙龙的父母工作很忙，加班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龙龙小时候都是在亲戚家借住。最开始龙龙还会哭闹着不让爸爸妈妈走，后来次数多了就不再哭闹了，爸爸妈妈觉得这是龙龙长大懂事了。

问题：

【背景资料】某施工单位承建10k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沥青路面工程，所处路段横断面形式为半填半挖和路堑，当地年降水量为650mm。沥青路面结构示意图如图3所示，其中路面基层施工采用42.5强度等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通过重型击实试验可知，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混合料的最大干密度为2.35g/cm3,压实度标准采用98%。

施工过程中发生以下事件：

事件一：施工单位对基层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材料的组成设计工作，依据《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则》，按照原材料检验、目标配合比设计、生产配合比设计以及施工参数确定的流程组织实施，其中生产配合比设计完成了确定料仓供料比例、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混合料的最佳含水率和最大干密度等技术内容。

事件二：施工单位在组织实施沥青面层施工时，采取了以下做法：

①由于施工单位下面层施工在人员、材料、机械设备及施工方案等方面与以往本单位承担的其他类似工程完全相同，因此决定利用其经验和结果，不再铺筑新的下面层试验路段，并报监理审批。

②沥青混合料的运输，主要根据拌合站的产量和当地气温条件合理安排运输车辆；运输车的车厢内保持干净，涂防粘薄膜剂，运输过程中覆盖棚布。

③采用两台摊铺机一前一后梯进式施工作业，两台摊铺机的纵向间距控制在30~50m,两幅横向有50~100mm宽度的重叠，且摊铺过程中随时检查高程、摊铺厚度、摊铺质量。

事件三：施工单位（承包人）根据招投标文件和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公路工程施工分包管理办法》，将本工程的沥青路面面层摊铺施工分包给了符合要求的分包人，承包人还与某劳务合作公司签订了劳务合作合同。工程竣工后，分包人以及劳务合作公司均向承包人和发包人提出申请施工分包业绩证明的要求。

材料：

最近，空前的恐惧击碎了小李夫妇对孩子的甜蜜梦想。孩子已将近三岁了，自从五个月时左眼眶磕伤，包扎后，就发现孩子表现不正常，但这并没引起夫妇俩太多注意，可最近，孩子的行为使他们一下子感到事态的严重：他的左眼视力非常差，总是把一个物体看成两个物体，并在拿东西时，触摸目标特别困难，甚至不能判断自身位置……夫妇俩深感事态严重，询问街坊邻居，都说不出所以然。

问题：

材料：

儒家伦理的原生形态是家庭伦理。这种说法包含两重意思：其一，它首先是针对家庭的人伦 关系而提出的；其二，其核心观念后来被投射到对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的理解。

儒家提倡“爱有差等”,最根本的爱是对己亲而言。它是血缘的，故爱人，首先就是亲亲。亲子 之间的亲或爱，是人类的天性，它是自然的，不需要更高的理由。儒家从它提升出一种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叫作孝。在具体的孝亲行为中，爱是无条件的。类此，不仅亲子之间，长兄(姐)与小弟 (妹)之间，关系也依此而来。因此，在家庭中，悌也可以与孝相提并论。

然而家庭是变化的。从只有父母与子女的小家庭，发展为包括祖父母及其子孙在内的大家  庭，结构变复杂了。同时，许多小家庭，又正是在大家庭中派生出来的。随着世代的延续，大家庭  就成了大家族。而时代拉长，超大家庭或大家族壮大，就是氏族共同体的形成。乡村中有宗祠的 村落即血缘向地缘转化的象征。 一般大家族的界限在于，共同祖宗在世。不仅纵向的关系清楚， 第四代甚至第五代横向之间的关系也可明白。大家族内部的关系是广义的家庭关系。但是一旦  世代延长，范围继续扩大，后代就只能记住共同祖先的名字或故事，横向之间的关系靠名字来确定  辈序而已。在这种规模上，他们就不是家族而是构成了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 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 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 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 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 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 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

不过，虽然乡土社会或氏族共同体包含家庭，但它毕竟超出了家庭，因此，从伦理关系而言，需 要有所不同的原则提出。也就是说，必须从家庭伦理转向社会伦理，亦即从面对亲人转向面对熟 人的问题上来。

熟人不需定义，但类型是多样的。亲戚、邻里、同事、朋友、师生，都是熟人。亲戚是血缘关系 的延伸，一旦关系疏远，亲人就向熟人转化。邻里就是地缘关系，没准是血缘关系转变而来的。同 事是工作关系，朋友、师生则有精神关系的味道。儒家重家庭，但关怀没有局限于家庭。因此，除  孝悌之外，《论语》还有其他社会伦理观念的提出，如忠与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 · 学而》)“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论语 ·子罕》)忠是忠于职守， 尽自己的能力为服务对象工作，无论对国君或国家，甚至某种团体，均要求如此。在孔孟时代，忠 还不是对权力的无条件服从，士是否服务于具体对象，应当或者可以考虑道义上是否正当。 一旦  关系解除，这种服从尽职的要求就不存在。信则是可信赖的品行，要求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它从  朋友关系开始，意味着在平等的社会地位间的伦理要求。家庭关系基于血缘，是不可选择的，而君  臣，特别是朋友，是选择的，是社会关系。因此，忠信的要求超越家庭，是社会伦理。

为什么亲亲或者无条件之爱不能成为处理所有人我关系的伦理原则?原因在于，这种伦理价  值奠基在一种自然感情的基础上，而这种感情的作用是有局限的。这种限制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   方面。自然方面，血缘关系的深浅会导致感情的亲疏之别，所以有费孝通“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说法。社会方面，则每个个体能力或拥有资源的不充分，也没法支持其全面施爱的行动。 一个  大家族内部尚且如此，遑论更广阔的社会。所以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不是一般仁人  能做得到的。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是从亲情开始培养并落实爱的伦理。它就是仁，即种子的内  核 。但同时，又努力推广这种爱的范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从亲亲、仁民到爱物， 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

(摘编自陈少明《亲人、熟人与生人》,有删改)

问题：

就中国古人对诗、礼、乐的理解看，我们很难分清它到底是属于美学还是伦理学的问题。比如，诗或《诗经》作为文学形式，它的基本价值在于审美和情感表达，是美学的，但自孔子时代始，其道德、政治喻义被历代经学家进行了无限发挥，《诗经》因此几乎成为社会风教和政教读本。与此一致，礼主要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但由其昭示的人的行为的雅化和群体活动的仪式化，则是审美的；乐是中国社会早期对诗、乐、舞等艺术形式的统称，其审美和艺术特性自不待言，但它预示的心性社会乃至天地人神的整体和谐，却指向伦理性的至善理想。也就是说，虽然按照现代学科划分，美与善或者美学与道德之间存在分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论述中，两者却是混融的，其一体性要远远大于分离性。

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美与善或美与德之间仍然存在差异。比如在《论语・八佾》中，孔子评价上古乐舞《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则“尽美矣，又尽善也”。这一方面说明美与善不可相互取代，即美的未必就是善的，另一方面则说明善必然是从美出发的善，美对于道德之善而言具有奠基性和先发性。正是因此，自孔子以后，中国儒家向来主张以审美教育涵养道德教育，即以美储善。像在《论语・泰伯》中，孔子将人的成长分为三个阶段，即“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中，一个人在幼年时代之所以要读诗，根本原因在于诗描绘的是人间的美好事物，诗的吟诵和学习能够兴发人性中美好的侧面，而这种人性的美好就是善。此后对于礼乐的修习，则同样是将道德行为与心性和谐置于美的浸润和环绕之中。据此，所谓以美储善，就是通过美对善的渗透和包容，使美成为道德的容器和存在境域。

中国传统儒家强调美对善的生成和涵养作用，同时也强调善向美的二次生成。人们相信人的内在道德品质与外在形貌具有一体关系，良善的本性总会以美的形象向外显现。孟子曾讲，观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他的眼睛，因为眼睛作为心灵的窗口，既不能掩饰其内在的人性之恶，也不能抑制他的道德之善。一个有德的人，只要“仁义礼智根于心”,就会“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使人的形貌成为道德的表象形式。基于这种看法，孟子认为涵养内在的“浩然之气”是培育君子之德的要务，被这种道德化的浩然之气充盈的状态就是美的状态，由此显现的形象的光辉就是崇高。据此可以看到，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来讲，美不仅在源发意义上成为人性向善生成的内部动因，而且也是道德外化的形式。

在中国古代，美一方面涵养道德，另一方面引领道德；它在个体层面涉及“以美立人”问题，在国家层面涉及“以美立国”问题。一种美德共济、美善相乐的雅化国风正是借此得以形成。在美与德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者之所以以美和艺术作为国家道德建设的重要手段，原因无非在于美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如《礼记・乐记》讲：“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气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也就是说，人生在世，天然地追求快乐，诗、歌、乐、舞是快乐的表现形式，由此引发的道德必然是有深邃人性根基的道德。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者之所以持之以恒地对其人民进行诗教和乐教，根本原因在于看到了美和艺术对人性之善的发蒙、滋养和化育作用。这是一种以“情深”为基础的“文明”,是由“和顺积中”而自然达成的“英华外发”。这种由美向德的自然生成，可以有效避免诸多道德教育弊端的出现。比如，美的内在充盈可以防止道德教育的空洞化和教条化，人对美的顺向接受可以缓解道德对人性的压力，美与德的贯通则可以解决因道德植入而使人性撕裂或异化的风险。从中国历史看，由儒家确立的社会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之所以具有纵贯数千年的生命力，关键在于它借助美和艺术深化了道德的人性基础，活化了社会伦理秩序，软化了诸多人伦规则的机械和僵硬，使其更合乎人性和人情。或者说，一种审美化和艺术化的道德，必然是人性化、人情化的道德，也必然是人更乐于认同并能够恒久持守的道德。认清这一点，有助于更深刻地体认美育之于中国当代学校乃至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国家道德建设开启出一条更趋行稳致远的道路。

(摘编自刘成纪《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美”与“德”》,有删改)

请认真阅读下列材料，并按要求作答。

脚内侧接地滚球

动作方法：支撑脚脚尖正对来球，膝关节微屈，接球腿提膝稍外展，脚尖微翘，脚掌与地面平行，使脚内侧正对来球；当球滚到体前时，接球脚自然伸出迎球，触球的一刹那接球脚顺势后撤，以缓冲来球力量，将球接在脚下。

请根据上述材料完成下列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