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氏家训》,署名北齐黄门侍郎颜之推撰。南宋著名学者陈振孙云“古今家训，以此为祖”。它并不是历史上最早的家训，何以称其为家训之祖呢？《四库全书总目》的解释，只是“卷帙较多耳”。卷帙多，篇幅长就可以称“祖”吗？显然不妥。
《颜氏家训》(以下简称《家训》)之所以“为祖”,不是文字“量”的多寡。诚然没有一定的“量”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但“祖”之所以为“祖”并不取决于它的“量”,而取决于它的“质”,即在中国家训文化史上第一次揭示出家训的本质。该书《序致》篇指出：“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已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八个字揭示了中国古代家训的本质属性、宗旨。“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服其所尊，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阅，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家训著作的特点犹如“傅婢之指挥”“寡妻之诲谕”,亲切、朴实、自然，贴近每一个家庭成员的具体生活。
自人类步入文明门槛始，家庭就产生了。有了家庭就有了家训。不过，最早的家训是父祖辈在具体生活实践中随机点拨的无文字的口头训语。《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天地、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礼义，这是自然、家庭、社会演化过程。家庭伦理即夫妇伦理、父子伦理早于政治的君臣伦理，而君臣伦理是在家庭伦理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尧舜“公天下”时代结束，夏、商、周三代“家天下”局面出现，家训就由父辈口头训诫转化为世代口耳相传的政治遗产。所谓“三代而上，教祥于国，三代而下，教详于家”。《尚书・五子之歌》就是夏启之子追忆先祖大禹的遗训，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滥觞。殷周之际，《易经・家人卦》可以理解为中国最早的“家”文化的专论，经历殷周鼎革建立起的西周王权，非常重视家训。《尚书》中《康诰》《酒诰》既是周公的政治训诫，也可以视为周公对年纪尚幼的弟弟的训诫。对夏、商、周三代的王室而言，家即天下，天下即家，家训与政令往往纠缠不清，这说明家训没有独立意义。而春秋以降，家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家训获得更多的独立性，如孔子诗礼传家的孔门庭训、田稷母训、孟母断机教子、触龙说赵太后“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等，家教的经典名言、经典故事出现了。两汉以下，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实体尤其是经济实体的地位进一步抬升。各种《诫子书》《诫子侄书》《门规》《家戒》等大量涌现，由孔子时代的“人的发现”转为两汉时代“家的发现”,由孟子时代“士的自觉”转为两汉时代“家意识的自觉”。东汉末年，时局动荡，兵连祸结，人们特别需要抱团自保，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集团就形成了。如何齐家成了世家大族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家训》应运、因势而生了。
《家训》不再是对家庭的具体问题如教子、女戒等单向度的训示，而是由碎片化知识转化为将“家”作为伦理、政治、经济等综合性实体进行系统的、整全的理论反省，这是《家训》之所以称“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家训》七卷二十篇，全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辩证时俗之谬，以训诸子孙”(晁公武语)。涉及立身、治家、交友、处世、治学、养生、文字、训诂、文章、书法、绘画、历算、医药等，诚如后人所言《家训》“该括百行，贯穿六艺”(颜嗣慎语)。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阶层的价值追求和理想实现的方式，齐家是其重要一环。《家训》是中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集先秦两汉魏晋家文化之大成，将训诫式、书信式乃至散文体的家训即“碎片化的家训”转化成首尾相接、层次分明、结构谨严的系统化家训；另一方面，它又开系统性家训即著作体家训之先河。自《家训》出，各种著作体或专著体家训层出不穷。它的许多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治家智慧的光芒，对于当代人的家风建设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颜炳罡《<颜氏家训〉的历史地位及现代价值》,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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