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公司职工小王在学习刑法时产生了如下疑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者，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个人被判处死刑，那么执行死刑的人也是故意杀人者，难道也要被判刑，如果执行死刑的人要被判刑，还有谁会去执行死刑？如果执行死刑的人不被判刑，岂不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纠。请为小王解答上述疑问。

原告北京华企多媒体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企公司)和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以下简称中录总社)因与被告山东电视台发生著作权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原告诉称：二原告是电视连续剧《一路等候》(以下简称《一》剧)的制片人，依法对该剧享有著作权。被告山东电视台未经原告许可，就采用电视卫星传输播放方式向中国大陆地区及亚洲地区播放《一》剧。被告此行为严重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且该侵权行为不可逆转。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公开致歉，赔偿经济损失78万元。

被告山东电视台辩称：《一》剧是山东宏智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智公司)通过北海大众电视文化艺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大众公司),从杭州福莱特广告创意中心

(以下简称创意中心)取得山东地区播映权的。宏智公司又与被告签订合同，将《一》剧在我台播出。签订合同时，被告对宏智公司的播映权进行了考查，且在合同中约定了著作权责任的承担问题。因此，被告是经过合法授权播出《一》剧，并不是盗播，未侵犯原告的权利。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中录总社持有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的电视剧制作许可证。1995年2月，中录总社与原告华企公司签订了联合制作《一》剧的合同书。合同约定：《一》剧的拍摄资金由华企公司提供，必要的文件由中录总社提供，著作权归双方共同享有。《一》剧电视作品中应标明“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与北京华企多媒体制作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文字并应附有“本电视剧文字作品、音像作品、音乐作品之著作权，均由著作权人所有。未经许可，不得使用”的声明文字。华企公司负责全权处理《一》剧的电视播映权许可使用事宜。

1996年4月，原告华企公司在《一》剧摄制完成后，与创意中心就该剧的播映权签订有偿转让合同。合同约定：华企公司同意将《一》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范围内的地面无线电视(非上星)播映权作价  340万元转让给创意中心独家享有，有效期为合同签订之日起二年。关于《一》剧的卫星电视播映权，华企公司和中录总社均未转让给他人。

1996年8月，被告与宏智公司签订合同。宏智公司购买了大众公司的25集电视剧《一路等候》在山东地区电视台的播出权，同意该剧在被告(卫视台)播出(附购买播映合同书)。如本片播出时在播出权方面出现问题，由责任方承担全部责任。签订合同时，山东电视台审查了宏智公司提供的中录总社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复印件和创意中心出具的内容为“《一》剧由创意中心享有版权，创意中心与大众公司共同发行”的证明。1997年3月16日至3月31日，山东电视台卫星节目在每日  22时许连续播出了《一》剧全剧，剧前附有90秒随片广告。

问题：试分析阐述本案如何处理?为什么?(法律依据)?

刘家与李家之间关于李家使用A地块期限的约定是否有效？

甲长期好逸恶劳，并染有赌博的恶习。2016年，甲因赌博欠下乙赌债10万元。2017年，甲因生活所迫，向丙借款50000元。2018年，甲因犯盗窃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没收财产以后，甲又向丁借款20000元。鉴于甲已无财产偿还债务，乙、丙和丁同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甲欠他们的债。

问：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陈某受朋友所托，伪造了李某、张某、万某为上海某公司职员的身份材料以及其他用于申领出入境证件的虚假材料，并通过上海外事服务中心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骗得3份商务签证，随后分别出售给上述3人，共收取人民币12万元。同年4月9日，李某等3人持证分别非法出境。

问：陈某的行为构成何罪？

我方即使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也不应赔偿对方剩余期限的全部租金损失。

丙公司对在建写字楼是否享有抵押权？

A外运公司接受某货主的委托，向我国某港口代运一批货物到内地某海关监管库。该公司又委托了B外运公司负责港口的联系卸船、装火车、办理进口海关转关手续等工作。货物到港口以后，由于临时增加计划以外的港口货物捣短运费10000元，两外运公司争执不下，B外运公司遂延缓货物发运。货物在港口续存期间，没有妥善苫盖，被雨淋湿。货物到达目的地监管库后，发现大部分残损。

请根据代理法的相关理论分析该货物的损失应由谁来赔偿?

甲、乙、丙具有哪些量刑情节？

张某因犯盗窃罪，于2000年6月2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在被投入监狱服刑后，张某认为原判量刑过重而产生脱逃恶念。2000年9月6日下午，张某利用在监狱外工地单独劳动且无人看管的机会脱逃。脱逃后，张某化名方某，先后在海南省各地打工、谋生。其间，张某与女青年郑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并生育一儿一女。2012年1月底，张某携全家回到某村老家，向当地村干部交代了自己的脱逃经过，并于同年2月24日主动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投案自首，脱逃在外期间共计11年5个月18天。同年8月24日，张某被押解归案。

问：张某脱逃11年之久，是否超出追诉时效？如何确定追诉时效？

2005年8月10日，某公司经理刘某为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以假进账单向该市农行一办事处存入股款1971万元，骗取验资证明，并于同年9月进行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将该公司注册资本增至2140万元。2012年11月案发。

对于刘某虚报注册资本行为是否已过追诉时效，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根据《刑法》第87条的规定，法定最高刑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追诉时效为5年。《刑法》第158条规定的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法定最高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该罪的追诉时效应为5年。本案中刘某虚报注册资本的时间是2005年9月，至2012年11月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时已经超过5年，因此，对其行为依法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刘某最初实施虚报注册资本行为的时间是2005年9月，但该行为一直处于延续状态，根据《刑法》第89条“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刘某虚报注册资本行为不存在超过追诉时效问题，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问：究竟应如何认定本案中的时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