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 A 公司向美国洛杉矶的 B 公司发盘某商品 200 公吨，每公吨 2400 美元 CIF 洛杉矶，写明收到信用证 3 个月内交货，以信用证支付，限 3 天内答复。第二天收到 B 公司回电称：接受你发盘，立即装运。A 公司未作答复。又过 2 天，B 公司从洛杉矶花旗银行开来即期信用证注明：立即装运。当时该货国际市场价格上涨 20%，A 公司拒绝交货，并立即退回信用证。试问：根据《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规定，这种做法有无道理？有何依据？

我方即使承担违约损害赔偿责任，也不应赔偿对方剩余期限的全部租金损失。

某公安局给某酒店发放了《营业执照》，有记者问该局一副局长：“我国法律规定，只有工商局才能颁发营业执照，哪一个法律文件规定，公安部门可以发放营业执照？”该副局长说：“没有法律规定公安部门可以发放营业执照，但也没有法律禁止公安部门发放营业执照”，即该局长认为公安局的做法没有违法。问：该副局长的说法是否正确？为什么？

刘家与李家之间关于李家使用A地块期限的约定是否有效？

张某2000年1月1日将人打成重伤（追诉时效为15年）之后，当即逃之夭夭。被害人报警后，公安机关于次日（2000年1月2日）立案侦查。被害人只能陈述张某相貌特征，无法提供其他具体信息，侦查机关积极侦查取证，但一直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张某在外地躲避风头一年后于2001年1月1日回到案发时的居住地正常生活，直到2015年3月，侦查机关掌握其犯罪线索，将其抓获归案。

问：张某的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并说明理由。

汪某以甲公司名义与乙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是否有效？

丁某系某市东郊电器厂（私营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厂长，其工厂资金紧缺，多次向银行贷款未果，为此，丁某仿照银行存单上的印章模式，伪造了甲银行的储蓄章和行政章，以及银行工作人员的人名章，伪造了户名分别为黄某和唐某的在甲银行存款额均为50万元的存单两张，随后，丁某约请乙银行办事处（系国有金融机构）副主任朱某吃饭，并将东郊电器厂欲在乙银行办事处申请存单抵押贷款的打算告诉了朱某，承诺事后必有重谢，朱某见有利可图，就让丁某第二天到办事处找信贷科科长张某办理，并答应向张某打招呼，次日，丁某来到乙银行办事处，朱某将其介绍给张某，让其多加关照，张某在审查丁某提交的贷款材料时，对甲银行的两张存单有所怀疑，遂发函给甲银行查询，此时，丁某通过朱某催促张某，张某遂打电话询问查询事宜，甲银行储蓄科科长答应抓紧办理，但张某未等回函，就为丁某办理了抵押贷款手续，并报朱某审批，后甲银行未就查询事宜回函，朱某审批时发现材料有问题，就把丁某找来询问，丁某见瞒不过朱某，就将假存单之事全盘托出，并欺骗朱某说有一笔大生意保证挣钱，贷款将如期归还，并当场给朱某10万元好处费，朱某见丁某信誓旦旦，便收受了好处费，同意批给丁某100万元贷款，丁某获得贷款后，以感谢为名送给张某5万元，张某予以收受，丁某将贷款全部投入电器厂经营，结果亏损殆尽，致使银行贷款不能归还，检察机关将本案起诉至法院。

问：简析丁某、朱某和张某涉嫌犯罪的行为触犯的罪名，然后根据有关的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确定对三人分别应如何定罪处罚。

C 公司和 W 公司分别于 2002 年、2007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C 公司与 W 公司实际控制人围绕 C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营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投资等问题引发控制权之争，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在深圳证监局的积极推动下，深圳证券期货业纠纷调解中心 (以下简称 “调解中心”) 2017 年 12 月正式受理 “C 公司控制权之争案”。针对该案涉及问题复杂、利益巨大、舆情关注度高，若处理不当会影响资本市场和社会稳定的特点，调解中心受案之初专门制定了《公司控制权纠纷调解程序特别指引》。经双方当事人选定和调解中心指定，由 3 名资本市场资深法律专家、行业专家组成调解工作小组。调解工作小组成员充分发挥专业敬业精神，认真核实、反复论证上市公司股权转让涉及的财务、法律等专业问题，本着当事人自愿的原则，从防范化解资本市场风险和上市公司、股东、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角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利，前后召开 4 次面对面调解会议，组织数场 “背对背” 会谈，推进控制权之争化解的具体方案不断细化。2018 年 1 月，经由双方董事会决议，C 公司和 W 公司在深圳证监局、调解中心等的见证下，正式签署和解协议。据上市公司公告披露，C 公司同意向 W 公司转让其旗下某子公司 75% 的股权，W 公司同意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向第三方公司溢价转让其持有的 C 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7400 万股。2018 年 3 月，深圳国际仲裁院根据双方申请，组成独任仲裁庭，依照和解协议内容快速作出仲裁裁决。

问题：结合材料，分析本案适用商事调解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典型意义。

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诉福建省厦门海关行政处罚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厦门博坦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坦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厦门海关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1997年3月至1998年6月，赫斯特拉号船等64艘次船舶运载油料入境，在博坦公司油库卸载、仓储。但卸载、仓储的所有油料均未在中国境内办理相关手续，系走私进口。博坦公司上述业务的营业收入共计5797142.97美元，折合成人民币47985271元。博坦公司1997年、1998年间缴纳税收3006505元。此外查明，1997年3月，博坦公司致函福建省石油厦门总公司，提出卸载的油料手续不全，不予装船，并要求提供海关文件。同年3月25日及4月1日，福建省石油厦门总公司回函，称由其办理海关手续，责任由其承担，并要求以后按照现行方式作业。1997年3月25日，厦门海关工作人员在协调时，口头表示货物可以先放，但要求福建省石油厦门总公司补办海关手续，且下不为例，以后的货物经海关同意后才可卸载。2004年10月27日厦门海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决定没收博坦公司违法所得44978766元，并科处罚金1000万元。博坦公司不服，向海关总署申请复议，2005年2月4日海关总署作出维持行政处罚的复议决定。博坦公司仍不服，遂向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诉称：其一，即使厦门海关对博坦公司的仓储定性是正确的，在违法所得的构成和数额认定上也存在错误。博坦公司从64艘次涉案船舶的卸载、仓储业务中获得营业总收入为5797142.97美元，其中包括实际支出26809123元；缴纳国家税款3006505元，扣除上述实际支出后所获得的利益为18169643元，但厦门海关在计算违法所得时未将实际支出扣除。其二，厦门海关对博坦公司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是《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该细则是配合旧的海关法制定实施的，在海关处理本案时，新的海关法已经颁布实施，旧的海关法及其实施细则已不再适用，因此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其三，厦门海关在认定“违法所得”时未考虑经营费用的支出，将营业收入总额扣除税款后都作为违法所得予以没收，同时处以1000万元的罚款，处罚显失公平。

被告辫称：其一，博坦公司明知涉案油料均未在中国境内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仍进行卸储并谋取利益，共计5797142.97美元，原告主张扣除实际支出没有法律依据。其二，尽管修改了《海关法》,但仅仅是修改而不是废除旧的《海关法》,所以《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只要不与修订后的《海关法》相抵触就继续有效，所以适用法律没有错误。其三，《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规定：知情不报，并为走私人提供方便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两倍以下罚款。所以，罚款1000万元属于幅度范围内，处罚适当。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问题：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而言，《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关于协助走私的规定与新的《海关法》是否冲突?没收违法所得应否扣除经营成本?

日本甲公司向香港乙公司出售一批电视机，乙公司又把该批货物转手卖给泰国丙公司。电视机运到香港后，乙公司发现电视机质量有问题，但急于向丙公司交货，就把电视机转船运到泰国。丙公司发现电视机的质量不符后，将电视机退回给香港乙公司，乙公司又把电视机退回给日本甲公司，遭到甲公司的拒绝，为此，甲乙双方发生争议。问此案当如何解决。

某县公安局某派出所民警刘某某，趁该乡下巴村村民马某不在家之机，将马某之妻强奸。次日，马某夫妇到派出所报案。该所所长焦某某在当晚查看了案发现场，并先后向县公安局副局长李某某和政委姚某某汇报了案情，提出了“私了”的要求。李、姚二人明知刘某某有强奸犯罪嫌疑，不但不向局长汇报和采取立案查处措施，反而同意焦某某“私了”的要求。姚某某和焦某某一起参与了“调解”，让刘某某筹款7000元交给马某，致使刘某某强奸一案以钱“私了”。

问：本案中刘某某、焦某某、李某某、姚某某分别构成什么罪，理由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