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双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双强公司”)与被执行人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公司”)财产案的过程中，2018年8月12日，某市朝阳区法院裁定查封大地公司开发的红楼湾第39~43栋的别墅，并向朝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朝阳区房地产管理局复函称：红楼湾第42、43栋的别墅已被某市西城区法院查封，故只能办理第39、40、41栋别墅的查封登记。同年10月，朝阳区法院委托某房地产评估公司对红楼湾第39~43栋的别墅进行了价格评估，结果每栋价格为人民币450万元。评估报告送达后，大地公司称评估价格太低，要求重新进行评估。朝阳区法院以其请求缺乏法律依据为由，裁定驳回。2018年12月21日，王劲松向朝阳区法院提出异议，称其在2018年7月31日已与大地公司签订了红楼湾第39栋别墅的购买合同，并已付清全部购房款且已实际入住，请求解除对红楼湾第39栋别墅的查封。2019年3月12日，某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发布公告，决定于同年3月28日在该拍卖平台拍卖红楼湾第39~43栋别墅。3月28日，该5栋别墅被成功拍卖，每栋拍卖价格为人民币300万元~350万元不等。3月29日，西城区法院向朝阳区法院提出交涉，称自己对第42、43栋别墅查封在先，该两栋别墅应当由其进行处理。

问题：

本来，曹禺从南开转学到清华，一半是冲着王文显。他早就听说，这位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对戏剧颇有研究。

但听课后，他竟有些失望。从头至尾，王文显都在念英文讲义，而且年年如此，从不增删。难怪教《近代诗歌》的温源宁教授说，那情形“好似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正在主持葬礼”。

即便在课下，他也枯燥无味。据说，学生登门拜访，大多是谈正事，说完便走，“没有人逗留，也没有人希望延长约会时间”。

他不苟言笑，瘦长白净的脸上，嘴角略微向下撇。1936年外国语文学会的合影里，他穿件深色的西服，搭配斜纹领带，背着手，和吴宓一左一右立在中央，满脸严肃。自1915年伦敦大学毕业，王文便在清华教书，直至1937年学校南迁。其间，他历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外文系主任。不同于为人的刻板，他写出的剧本却别有一番幽默，“没有丝毫沉闷无味之处”。

在暗讽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梦里京华》中，他写下一幕大小老婆争当皇后的闹剧：“大太太喘气喘得活像夏天的狗。她旋转得眼花缭乱。一姨太太一个箭步跳到她身后，伸手要抓她的头发。她没有抓住头发，仅仅撕下她的领子。”

他的另一部英文喜剧《委曲求全》,写的则是教授钩心斗角的丑态。男主角是一位大学校长，一出场，便抱着哈巴狗，大言不惭地对下人说：“我要不耍一点儿手腕，你想我能维持五分钟之久吗？”

这是这位代理校长的切身感受吗？人们不得而知。至少，在现实中不大看得出来。在会议上，他不慌不忙，不东拉西扯；做事方面，他一丝不苟，“各个方面无疵可求”。甚至，他永远一个样儿，抽烟斗，打网球，夏天穿短装，冬天换长袍。

温源宁说他“像个固定的设备毫无改变”,调侃他为清华的“不倒翁”和“定影液”:“没有他，清华就不是清华；有了他，不管清华还会再有多少变革，也依旧是清华。”

与学生曹禺的悲剧不同，王文显的作品是喜剧，充满了嘲讽，令人捧腹大笑后若有所思。《委曲求全》在耶鲁大学演出时，《波士顿报》一位记者评价：“柔和的、恶嘲的微笑……实在是中国人对于喜剧的一种贡献。”

“(他的作品)是那种坐在小剧场里，一边喝着咖啡和茶，一边细细品味的话剧。”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耀杰说。

1990年，正读研究生的张耀杰在资料室无意中发现一本二三十年代的杂志。上面布满灰尘，旧得“翻几下就会烂掉”,其中介绍了王文显。不同于那个年代常有的慷慨激昂，他的剧作文字温文尔雅，很有情趣。“这种情趣充满了文人式幽默，没有火药味，温厚中带着一丝人文关怀。”张耀杰说，“我们现在很少还有这种幽默。”

只是这种情趣“缺乏战斗性”,这些文字也在以往的戏剧史研究中被忽略。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国戏剧史权威著作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一书，732页里对他的介绍只有薄薄4页。“剧中所表现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基于这种精神对当时中国黑暗现实的批判，是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书中写道。清华大学图书馆东北角不远处，曾是王文显居住的北院住宅区。梁启超、朱自清等学者也一度在这里居住。

而如今，这里则是一大片草坪，稀稀拉拉种着柳树和杨树，有学生在看书，也有老人推着童车，早已不复是“点点翠竹千般绿，几条小路尽文人”的景象了。

问题：

（二）甲公司为制造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商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确认收入时结转成本。2020年12月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1）1日，向乙公司销售M商品5000件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每件商品的标价为80元（不含增值税），每件商品的成本为50元，由于是成批销售，甲公司给予乙公司10%的商业折扣，销售M商品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全部款项尚未收到。6日，甲公司收到乙公司支付的全部款项，存入银行。

（2）10日，销售一批原材料，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售价为50000元，增值税税额为6500元，全部款项以银行汇票结算，该批材料的实际成本为35000元，销售材料符合收入确认条件，同时为包装出售的原材料，领用不单独计价的包装物一批，实际成本为600元。

（3）20日，乙公司要求退回12月1日所购的M商品200件，经过协商，甲公司同意退货，于当日支付了退货款，按规定已向乙公司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红字），25日该批退回的M商品验收入库。

要求：

根据上述资料，不考虑其他因素，分析回答下列小题。

2009年10月，甲被某市第一高中聘为会计。甲根据校长办公会的安排，将学校收取的学杂费存入以甲的名义开设的银行账户。2014年5月，校长乙虚构因公借款理由，指示甲从该账户中提取15万元现金。乙将这笔钱借给弟弟开茶楼。2014年12月，乙归还了15万元现金，甲遂用这笔钱为儿子购买住房，并虚列支出平账。2015年8月，审计机关审计时，甲向审计人员主动交代了上述事实，并退赔了15万元。

请依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问题并说明理由：

 材料：

中班角色游戏中，有幼儿提出要玩 “打仗” 游戏，他们在材料柜里翻出好久不玩的玩具吹风机当 “手枪”、仿真型灯箱当 “大炮”,“哒哒哒” 地打起来，玩得不亦乐乎。李老师看到此情景非常着急，连忙阻止：“这是理发店的工具，不能这样玩。” 

问题：

无论中外，也无论古今，大家都要求“老实话”,可见“老实话”是不容易听到见到的。大家在知识上要求真实，他们要知道事实，寻求真理。但是抽象的真理，打破砂锅问到底，有的说可知，有的说不可知，至今纷无定论，具体的事实却似乎或多或少总是可知的。况且照常识上看来，总是先有事后才有理，而在日常生活里所要应付的也都是些事，理就包含在其中，在应付事的时候，理往往是不自觉的。因此强调就落到了事实上。常听人说“我们要明白事实的真相”,既说“事实”,又说“真相”,叠床架屋，正是强调的表现。说出事实的真相，就是“实话”。买东西叫卖的人说“实价”,问口供叫犯人“从实招来”,都是要求“实话”。

人们为什么不能不肯说实话呢？归根结底，关键是在利害的冲突上。自己说出实话，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虚实，容易制自己。就是不然，让别人知道底细，也容易比自己抢先一着。在这个分配不公平的世界上，生活好像战争，往往是有你无我；因此各人都得藏着点儿自己，让人莫名其妙。于是乎钩心斗角，捉迷藏，大家在不安中猜疑着。向来有句老话，“知人知面不知心”,还有“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处世的格言正是教人别说实话，少说实话，也正是暗示那利害的冲突。我有人无，我多人少，我强人弱，说实话恐怕人来占我的便宜，强的要越强，多的要越多，有的要越有。我无人有，我少人多，我弱人强，说实话也恐怕人欺我不中用；弱的想变强，少的想变多，无的想变有。人与人如此，国与国又何尝不如此！

人们在情感上要求真诚，要求真心真意，要求开诚相见或诚恳的态度。他们要听真话，“真心话”,心坎儿上的，不是嘴边儿上的话，这也可以说是“老实话”。但是“心口如一”向来是难得的，“口是心非”恐怕大家有时都不免，读了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就可恍然。“口蜜腹剑”却真成了小人。真话不一定关于事实，主要的是态度。可是，如前面引过的，“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看什么人就掏出自己的心肝来，人家也许还嫌血腥气呢！所以交浅不能言深，大家一见面儿只谈天气，就是这个道理。所谓“推心置腹”,所谓“肺腑之谈”,总得是二三知己才成；若是泛泛之交，只能敷敷衍衍，客客气气，说一些不相干的门面话。这可也未必就是假的，虚伪的。他至少眼中有你。有些人一见面冷冰冰的，拉长了面孔，爱理人不理人的，可以算是“真”透了顶，可是那份儿过了火的“真”,有几个人受得住！本来彼此既不相知，或不深知，相干的话也无从说起，说了反容易出岔儿，乐得远远儿的，淡淡儿的，慢慢儿的，不过就是彼此深知，像夫妇之间，也未必处处可以说真话。“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一个人总有些不愿意教别人知道的秘密，若是不顾忌着些个，怎样亲爱的也会碰钉子的。真话之难，就在这里。

(摘编自朱自清《论老实话》,有删改)

孙某与钱某合伙经营一家五金店，后因经营理念不合，孙某唆使赵龙、赵虎兄弟寻衅将钱某打伤，钱某花费医疗费2万元，营养费3000元，交通费2000元。钱某委托李律师向甲县法院起诉赵家兄弟，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精神损失5000元，并提供了医院诊断书、处方、出租车票、发票、目击者周某的书面证言等证据。甲县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本案。二被告没有提供证据，庭审中承认将钱某打伤，但对赔偿金额提出异议。甲县法院最终支持了钱某的所有主张。

二被告不服，向乙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并向该法院承认，二人是受孙某唆使。钱某要求追加孙某为共同被告，赔偿损失，并要求退伙析产。乙市中级法院经过审查，认定孙某是必须参加诉讼的当事人，遂通知孙某参加调解。后各方达成调解协议，钱某放弃精神损害赔偿，孙某即时向钱某支付赔偿金1.5万元，赵家兄弟在7日内向钱某支付赔偿金1万元，孙某和钱某同意继续合伙经营。乙市中级法院制作调解书送达各方后结案。

问题：

下周轮到四(二)班负责升旗仪式，班里的王超同学偷偷地递给了班主任李老师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也想当升旗手”。王超同学因为小时候发生过事故导致腿行动不便，虽然经过多年治疗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但还是一瘸一拐的。他也就成了同学眼中的丑小鸭。班主任李老师为此开展了“圆梦升旗台”的活动，并告诉了其他同学王超同学想当升旗手，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说：“让王超当吧，我们支持他。”星期一的时候，升旗仪式开始了，王超同学担任升旗手，台下掌声热烈。

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把元代的戏曲剧本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这一系列再加上明清小说，完整地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的进化史。

但是，悉心琢磨一下这些文学体裁在各自时代中，其创作者的身份和创作目的，以及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总体数量，就会发现，用这样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把作为通俗文化的戏曲作品与属于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体裁和作品相提并论，是有问题的。

王国维所赞赏的元曲，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的戏曲文学作品，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共同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但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戏曲创作本身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在与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中，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演出实践的安排、管理、宣传，观众的接受与反应等等，每一个元素的重要性都不亚于戏曲的文学创作本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戏曲文学之外的元素才构成了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质特征。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这话不假，这种将戏曲史纳入正统文学进化史，侧重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戏曲史的主流研究思路。虽说从20世纪30年代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到50年代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可以看出，确实也有学者在努力拓展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对戏曲的舞台结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有所涉猎，但仍然是以经典戏曲研究为主体，缓慢积累着周边的知识信息，没有能够通过戏曲史的研究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

公平地讲，《宋元戏曲史》诞生的年代，正是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之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的话音刚落之时，而王国维就已经把几百年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都不入流的元曲，纳入了中国正统古典文学的进化系列。在当时，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震撼性的时代意义自不待言。而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学也有其不得已之缘由。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考察“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而戏曲演出相关的全部活动也限于传统历史记载的偏见，都只能在边边角角的史料中找到寥寥数语。

在其后近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也不能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而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国内的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各项文化产业均市场化之后，国人才开始对于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体会，才能够有基础去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这其实是个有趣的历史悖论，我们常说，学习历史是为了解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

(摘编自王艺《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有删改)

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人类在大面积地驯化种植农作物以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同病虫害的斗争。在20世纪40年代，为遏止庄稼发生病虫害，人类发明了化学农药。然而，化学农药在迅速杀死害虫、有效保护农作物的同时，对环境和农产品的危害也很快显现出来。于是，科学家们开始在生物防治领域寻找新的突破。生物防治就是利用自然界的某种生物来控制有害生物。这种防治病虫害的方法大大减轻了对环境和农产品的危害，提升了农产品的安全性和品质。

生物防治的方法，其实就是充分利用了自然界“一物降一物”的平衡法则。例如，水花生原产于南美洲，这种看起来很寻常的植物，生命力极其顽强，一棵植物一年就可以发展成一大片，如不及时清除，农作物很可能会绝收。水花生不仅侵占农田、林地，还侵染塘堰及沟渠，堵塞水道，限制水流，增加沉积，造成局部水域的水体交换受阻、水质恶化、水体缺氧、鱼蟹大面积死亡。其在公共绿地和居民区生长蔓延，还会传播多种寄生虫。为了防止水花生泛滥，农业技术人员最初分别尝试了物理防治和化学防治，如采取人工打捞、机械粉碎等手段。但物理防治手段成本高，而且会加剧水花生蔓延；化学防治则会将其他水生植物一并杀死，还会带来农药次生污染。通过实地调研，农业技术人员最终确定采用生物防治手段，引进水花生叶甲。叶甲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具有专食性，只吃水花生，不会对一般农作物造成祸害。再如，大棚菜容易产生一种暗红色的叶螨，科学家就找到了一种叶螨的天生“死对头”捕食螨，巧妙地化解了这个难题。生物防治帮助人们跳出了防治病虫害必须用化学农药的传统思维模式。据统计，我国每年应用生物防治技术的农作物面积达4亿至5亿亩，“十三五”期间，还力争将有害生物绿色防控率提高至40%以上。生物防治技术成为农业病虫害治理的又一项创新之举。

跳出传统思维模式，创新之路会越走越宽，这是生物防治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摘自《人民日报》(2018年5月18日、2019年1月22日)

艺术要反对的，虚伪之后，是熟练。有熟练的技术，哪有熟练的艺术？

熟练 (或娴熟) 的语言，于公文或汇报可受赞扬，于文学却是末路。熟练中，再难有语言的创造，多半是语言的消费了。罗兰・巴特说过：文学是语言的探险。那就是说，文学是要向着陌生之域开路。陌生之域，并不单指陌生的空间，主要是说心魂中不曾敞开的所在。陌生之域怎么可能轻车熟路呢？倘是探险，模仿、反映和表现一类的意图就退到不大重要的地位，而发现成其主旨。

米兰・昆德拉说：没有发现的文学就不是好的文学。发现，是语言的创造之源，即便幼稚，也不失文学本色。在人的心魂却为人所未察的地方，在人的处境却为人所忽视的时候，当熟练的生活透露出陌生的消息，文学才得其使命。熟练的写作，可以制造不坏的商品，但不会有很好的文学。

熟练的写作表明思想的僵滞和感受力的麻木，而迷恋或自赏着熟练语言的大批繁殖，那当然不是先锋，但也并不就是传统。

如果传统就是先前已经有的思想、语言以及文体、文风、章法、句式、情趣…… 那其实就不必再要新的作家，只要新的印刷和新的说书艺人就够。但传统，确是指先前已有的一些事物，看来关键在于：我们要继承什么以及继承二字是什么意思？传统必与继承相关，否则是废话。可是，继承的尺度一向灵活因而含混，激进派的尺标往左推说你是墨守成规，保守者的尺标往右拉看你是丢弃传统。含混的原因大概在于，继承是既包含了永恒不变之位置又包含了千变万化之前途的。然而一切事物都要变，可有哪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和需要永恒不变的吗？若没有，传统 (尤其是几千年的传统) 究竟是在指示什么？或单说变迁就好，继承又是在强调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陌生之域，陌生的围困是人的永恒处境，不必担心它的消灭。然而，这似乎又像日月山川一样是不可能丢弃的，强调继承真是多余。但是！面对陌生，自古就有不同的态度：走去探险，和逃回到熟练。所以我想，传统强调的就是这前一种态度 —— 对陌生的惊奇、盼念，甚至是尊敬和爱慕，唯这一种态度需要永恒不变地继承。这一种态度之下的路途，当然是变化莫测无边无际，因而，好的文学，其实每一步都在继承传统，每一步也都不在熟练中滞留因而成为探险的先锋。传统是其不变的神领，先锋是其万变之前途中的探问。

(摘编自史铁生《熟练与陌生》, 有删改)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