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开宗明义的一段话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经典论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把元代的戏曲剧本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等并称，这一系列再加上明清小说，完整地构成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学一脉相承的进化史。
但是，悉心琢磨一下这些文学体裁在各自时代中，其创作者的身份和创作目的，以及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总体数量，就会发现，用这样线性的进化论文学史观，把作为通俗文化的戏曲作品与属于精英文化的经典文学体裁和作品相提并论，是有问题的。
王国维所赞赏的元曲，是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然存毁和文人汰选而被经典化的戏曲文学作品，与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共同进入了知识分子的阅读史。但戏曲从来就不是为阅读而产生的一种文学体裁。戏曲创作本身是娱乐市场上的生产活动，为商业演出提供素材加工服务。在与戏曲相关的全部活动中，戏班的组织，演员的培养，演出实践的安排、管理、宣传，观众的接受与反应等等，每一个元素的重要性都不亚于戏曲的文学创作本身，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戏曲文学之外的元素才构成了戏曲之所以成为戏曲的本质特征。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称：“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这话不假，这种将戏曲史纳入正统文学进化史，侧重文学曲词，关注经典作家作品的观念，多年来一直是中国戏曲史的主流研究思路。虽说从20世纪30年代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到50年代徐慕云的《中国戏剧史》,可以看出，确实也有学者在努力拓展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对戏曲的舞台结构、班社组织、演出排场、服装道具等有所涉猎，但仍然是以经典戏曲研究为主体，缓慢积累着周边的知识信息，没有能够通过戏曲史的研究呈现出具体的生活体验和广泛的社会现实。
公平地讲，《宋元戏曲史》诞生的年代，正是梁启超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之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的话音刚落之时，而王国维就已经把几百年来在文人士大夫眼中都不入流的元曲，纳入了中国正统古典文学的进化系列。在当时，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震撼性的时代意义自不待言。而研究内容局限于文学也有其不得已之缘由。他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考察“宋金以前杂剧院本，今无一存”,而戏曲演出相关的全部活动也限于传统历史记载的偏见，都只能在边边角角的史料中找到寥寥数语。
在其后近百年间，戏曲史的研究思路仍然长期受到局限，也不能归咎于对王国维的路径依赖，而要归因于学界自身生存状态的局限。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国内的市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各项文化产业均市场化之后，国人才开始对于都市生活、市民社会、娱乐产业有了切身的认识和体会，才能够有基础去观察相应的历史现象。这其实是个有趣的历史悖论，我们常说，学习历史是为了解现在，但是如果没有现实经验的对照，我们往往也认不出历史曾经的面貌。
(摘编自王艺《当我们在谈论戏曲史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