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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我们曾提到,小孩子的感知机制和物理学家抽象的思维飞跃有异曲同工之妙,下面就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610年,伽利略把他刚刚制作出来的第一架望远镜对准了满天繁星。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候行星和恒星的区别还远不像现在这么清晰。有些星星尽管看上去是以别的星星为背景来运动的,但这种运动的原因尚未明了。伽利略选择以木星为观察对象并不代表他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就是因为木星是天空中最明亮的星星之一,所以最吸引人。伽利略的第一个惊人发现就是木星并不仅仅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小圆圈。这意味着这个“光点”很可能是一个有固定大小的实体。伽利略一定见过一个人提着灯笼慢慢走近他的场景。在远处,这个灯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没有大小的点,但是慢慢地,这个点慢慢变大,就成了具有某一直径的圆。正是通过与他所熟悉的现象的类比,伽利略才能够把木星当时的这个光点想象成一个物体,这个物体和他身边的东西并没有本质区别。他的第二个惊人发现就是在木星这个白色圆圈的背景里,有几个微小的黑点。那么第三个发现来了,这些小黑点都沿着直线穿过这个圆圈,有些需要几小时,有些则需要好几天。更有意思的是,每当这些小黑点到达白色圆圈的边缘时,它们就会变成白色,与圆圈外的黑色背景形成对比。之后,小黑点会继续沿着直线运动,但是会慢下来,然后停下来,再沿着相反的方向运动。当它回到白色圆圈的边缘时,就会完全消失,一段时间后才在白色圆圈的另一端出现。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讨论伽利略划时代科学发现中的细节,而是想看看一位杰出的科学家是如何解释他通过望远镜所看到的现象的。伽利略认为木星是一个球形的物体,并且有不少较小的物体绕着木星做严格的周期运动。周期从2天到15天不等,这取决于他正在研究哪一个小黑点。伽利略还知道地球也是圆的,并且月球围绕地球做规则的周期运动,周期约为30天。所有这些信息放在一起,让伽利略灵光一现:他“看”到了天空中的第二个地球,并且由好几个月亮环绕着。我们给“看”加上引号,是为了提醒读者:伽利略“感知”这个天文现象的关键时刻,是他对该现象产生了自己的理解,不是他的视觉发生了改变,因为达到他的视网膜的光线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在地球的卫星月亮和木星的小白点(或者说是小黑点,这取决于这个点到底在木星的哪个位置)之间建立起类比关系是伽利略的天才之见——一位智者的“远见”。就算其他人也有一台望远镜,就算他们花几个星期盯着星星看,同样只关注木星,也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能看到伽利略看到的类比。这其中的原因就是,在那个年代,“月亮”这个词仅仅被用来特指一个物体。没有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敢想象两个或者更多的“月亮”。如果有人胆敢这么想,那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只要想想1600年的布鲁诺,仅仅是因为提出宇宙中还有许多和我们所在的世界相同的世界,就在罗马被活活烧死。更重要的是,伽利略通过类比大胆地想象出好几个月亮来,虽然这个类比对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讲都显得十分可笑,毕竟,这个类比是把我们的世界(对当时的大部分人来说,“世界”和“地球”是同义词)和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光点联结起来了。这个类比虽然看上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还是让人们接受了宇宙中存在多个“地球”的可能性,因为木星就可以被比作另一个地球。接下来人们又接受了宇宙中可能有许多个月球,并称其为卫星。“卫星”这个概念就这样产生了。从此,任何一个天体,甚至卫星,都可以有多个围绕它转动的卫星。伽利略将自己所熟悉的地球上的场景,也就是一个或几个物体围绕一个中心物体旋转的现象通过类比复制到太空。他设想在天空中有许多小的物体绕着一个大的物体转,这是前人都没有想到过的。他的天才之处在于将整个希望寄予哥白尼十分大胆的日心说,并且认为我们头顶的天空绝不是一幅为了让人类生活更美好的漂亮的二维壁画,而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这个空间完全不受人类左右,它虽然和地球上的空间十分相似,但比地球空间要广袤得多,因此能够承载那些大小未知的天体,成为它们运动的场所。其实,伽利略对木星及其卫星的大小一无所知。当然了,他可以猜测木星大概和地球差不多大,但这只能是一种猜测,因为他能看到的仅仅就是小光点罢了。对他来说,木星可能只有他观星的小镇帕多瓦那么大,也可能比地球还要大100倍。伽利略所做出或者感知到的类比是建立在巨大而又实在的地球和月球与小到微不足道的木星及其卫星之间的,尽管木星及其卫星也可能被想象成巨大而又实在的物体。伽利略的深刻洞见和小孩子将非常小的玩具卡车看作卡车这一范畴,是否有本质上的不同呢?因为卡车这个范畴中的其他成员也像地球一样大到让小孩子难以观察。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个很小的物体被想象成一个很大的物体,同时,观察者都是通过熟悉的事物去了解不熟悉的事物。那么我们在伽利略的发现和小孩子所做的归类之间做类比,能否算作从一个类比到另一个类比的认知飞跃呢?小孩子将地板上不能发声、没有气味的塑料玩具卡车与在高速公路上跑着的、声振屋瓦、排放尾气的大卡车联系起来时所做的小型认知飞跃,是否与伽利略将脚下的地球、头顶的明月与遥远的木星及其卫星联系起来时所做的复杂认知飞跃大同小异呢?小孩子正确叫出一个物体的标准名字,与大科学家创造出新的概念并改变人类的命运,二者是否同出一辙?在此我们暂不深究以上问题,但我们已经播下了这些问题的种子。接下来需要更细致地研究那些最常见的范畴的细微之处,才能深入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摘编自侯世达、桑德尔《表象与本质》,有删改)
众所周知,文化是民族进步之魂,但是对正处于社会大变革的中国来说,文化的进步却是较为缓慢的,所取得的影响远没有经济领域明显,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不容否认,急功近利的心态是导致文化浮躁的重要原因。“快”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不变节奏,无形中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以“快”来博取“价值”的时代。当改革的现实进程与人们的心理预期形成反差时,焦虑、浮躁的文化心态便随之出现。文化浮躁的突出表现,就是整个社会都急于求成:普通人期待一夜成名,渴望一夜暴富;地方管理动辄宏观战略,贪大求洋,不再扎实肯干、埋头苦干、任劳任怨;科研人员不肯再刻苦钻研、兢兢业业;企业经营者不再诚实劳动、诚信守诺、合法经营;甚至于一些社会决策也只顾眼前利益,忽略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人们耐不住寂寞,守不住自我,静不下心来,急功近利、心浮气躁,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在这种文化浮躁的氛围中,文化生活似乎越来越与真、善、美渐行渐远。文化对社会的推动力,通常是在潜移默化中释放出来的,真正的文化应该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因为文化的人文本性要求人们必须诉诸恒常的价值关切。在一个文化底蕴厚重的社会里,作为世代累积沉淀下来的文化习惯和文化信念,理应渗透于百姓的生活实践中,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稳定性要素。文化需要固根扶本,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源源不断的、充足的精神资源,以满足全社会的精神慰藉之需求。抑制文化浮躁,首先需要夯实全民族的信仰根基。信仰既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因素。信仰危机是社会浮躁的根源,而文化浮躁,实际上也是文化精神支柱缺失的“躁动而浮”。心中有明确的信仰,我们才会“不畏浮云遮望眼”,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守住我们最想要的东西。信仰的弱化与分散,对一个向上的民族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它会使人的心灵无所皈依,会弱化民族的奋发自强精神。抑制文化浮躁,还需要自觉培育民族文化自信心。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强势影响并改变着中国既有的文化格局,加剧了中国的文化震荡,这种文化落差在催生了国人浮躁心态的同时,也挫伤了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甚至出现了文化的价值迷失。今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我们有幸迎来了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契机。我们要涵养我们的文化元气,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一个文化创新的时代,一定是一个充满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抑制文化浮躁,无疑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良好社会氛围的营造,让每个人沉下心来,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和思考,激发出自己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唯有如此,全社会才会面对中国社会发展凝聚共识,更加从容与自信地走向未来。(摘编自邹广文《抑制文化浮躁》,有删改)
让我们回到1000年前的1018年,当时的人对未来懂得不多,但相信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未来不会有什么不同。如果1018年你住在中国,会知道到1050年可能出现朝代更替,辽国可能从北方入侵,也可能发生瘟疫,让几百万人丧命。但你也很清楚,就算到了1050年,大多数人仍然是农民或织布工,皇帝还是要靠人来组建军队和朝廷,男人的地位还是比女人高,预期寿命还是大约40岁,而且人体构造也绝不会有什么不同。所以,在1018年的时候,宋朝的穷人家会教小孩如何种稻或织布,有钱人家则是教男孩读经写字、骑马射箭,教女孩三从四德,当个好妻子。毫无疑问,这些技能到了1050年还是很重要。相较之下,对于中国或世界其他地方到2050年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实在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那时人类如何谋生,不知道军队或政府会如何运作,也不知道两性关系会是什么模样。到那个时候,有些人的寿命可能会比今天长得多,而且因为有了生物工程和直接的脑机接口,就连人体本身也可能发生前所未见的改变。所以,现在孩子学的各种科目技能,到2050年绝大多数可能没有什么用了。目前有太多学校的教学重点仍然在灌输信息。这在过去说得通,因为过去信息量本来就不大,而且就连那一点信息,也不断受到各种审查制度的阻隔。比如,如果你住在1800年墨西哥的某个偏僻小镇,就很难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毕竟,那时既没有收音机、电视机,也没有报纸或公共图书馆。就算你识字,也能进入某家私人图书馆,书架上多半也只有小说和传道小册子,因为西班牙帝国严格审查当地印刷的所有文本,而且也只允许极少数通过审查的出版作品由外界输入。如果你当时住在俄国、印度、土耳其的偏僻小镇,情况大致也是如此。现代学校出现,所有孩子都能学到读写技能,了解地理、历史和生物的基本事实,这其实是个极大的进步。但是,在21世纪,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而审查机构甚至都没有去阻挡信息的打算,反而忙于散布错误的信息,或是用不重要的事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你现在住在墨西哥的一个偏僻小镇,有一部智能手机,光是看维基百科、TED演讲、免费在线课程,就可以花掉大把的时间。一方面,现在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隐藏它们不喜欢的所有信息;另一方面,现在如果想用各种互相矛盾的报道、无关紧要的话题来影响大众,完全是轻而易举。比如,全球民众现在如果想知道叙利亚的阿勒颇遭轰炸的情况,或是南极冰盖融化的最新情形,只要上网点一下就能得到信息。然而网络上众说纷纭,实在难以判断哪些内容可信。正是因为只要点一下就能得到无数其他信息,也就令人难以专注。如果政治或科学看起来太复杂,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转去看些可爱的猫猫狗狗、名人八卦。在这样的世界里,老师最不需要教给学生的就是更多的信息。学生手上已经有太多信息,他们需要的是能够理解信息,判断哪些信息重要、哪些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能够结合这点点滴滴的信息,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事实上,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的理想几百年来一直如此,但时至今日,甚至许多西方学校也从未实现这个理想。教师只是把资料硬塞给学生,再鼓励学生“自己思考”。出于对集权主义的恐惧,自由派的学校特别害怕教学生宏大叙事,认为只要给学生提供大量资料和一点自由,学生就会构建自己的世界观。就算这一代学生还没办法打造出一个有头有尾、有意义的故事,未来也总有时间让我们好好消化这一切。但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在未来这几十年所做的决定,将会影响生命本身的未来,而我们只能依据自己目前的世界观来做出这些决定。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无法对宇宙有整体的认识,生命的未来就只能依赖随机的决定。(摘编自尤瓦尔・赫拉利《教育:改变是唯一不变的事》,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