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锦奇诉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国有资产管理行政信息公开案

原告王锦奇于2008年3月27日到被告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要求查询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作出的《河北上海汽车联营销售公司资产转让鉴证意见书》的相关信息，遭到了被告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拒绝。原告王锦奇认为被告是经政府批准成立、为产权交易提供服务并履行监管职责的事业法人，有义务提供产权交易的相关信息。被告的拒绝行为已经构成了行政不作为，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被告辫称其为事业法人，非行政机关，出具的《河北上海汽车联营销售公司资产转让鉴证意见书》仅是为交易双方当事人提供产权交易服务的行为之一，并非具体行政行为，因此不构成不作为。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河北省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管理暂行规定》,被告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作为为产权交易提供服务并履行相关职责的事业法人，其在产权交易活动中不仅具有为产权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身份，而且具有对产权交易活动相关事项进行管理的行政主体身份，属于规章授权的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组织，因此具备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此外，根据《河北省企业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管理暂行规定》,作为河北省产权交易机构的被告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的和获取的信息属于公共信息，有义务向相关利害关系人和社会依法公开，这是地方政府规章赋予被告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的法定职责，被告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拒绝履行属于行政不作为。因此，判决被告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在本判决生效5日内，依法向原告王锦奇公开《河北上海汽车联营销售公司资产转让鉴证意见书》的相关信息。

（本案例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3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2页。）

请结合法院判决分析河北省产权交易中心是否为本案的适格被告。

请阅读《钱左生和李惠兰等6人的行政复议决定书》(环法〔2007〕18号),分析复议决定的类型。

2016年2月，省县玄滩镇村男青年陈某与村女青年宋甲建立恋爱关系后，两人去浙江打工。同年5月，双方自愿解除恋爱关系。2016年12月，陈某与赵某恋爱，准备结婚。2017年3月10日，陈某随身携带6000元与未婚妻赵某一起回家，备办其母50岁生日宴。宋甲之父宋乙得知后，于3月12日下午3时许，纠集其兄宋丙、其妻万某以及其他亲朋好友共7人，闯入陈某家，使用暴力拍桌打凳，并进行恶言恐吓说：“陈某你不该与宋甲分手，你要是和赵某结婚，就必须赔偿我家名誉损失费、青春损失费和抚养费3.6万元，否则我永远都要找你的麻烦，让你永远结不成婚，就是结了婚也别想过上一天安宁日子。”当陈某申辩是宋甲自愿与其解除恋爱关系时，宋乙多次冲上前去欲殴打陈某，被他人拦阻。宋乙一直纠缠要陈某赔钱，陈某之母刘某向宋乙等人求情。到当晚11时许，陈某被迫将其带回的6000元交给宋乙，宋乙还逼陈某打了3万元的欠条，才带人离去。次日凌晨4时许，陈某跳入附近堰塘溺水死亡。

问：本案应如何处理？

某厂因原有“红星”牌卷烟销路不畅，研制了一种新卷烟，印上“赛神仙”商标投放市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现后，以后一商标未经注册为由，禁止这批产品出售，并罚款5000元。卷烟厂不服，提起经济行政诉讼，理由是：本厂有红星注册商标，并非无注册商标，“赛神仙”卷烟属试制阶段，因不知市场前景如何，未申请注册。

你认为上述处罚正确吗？为什么？

杨军等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原告奚浩明与杨军系夫妻关系。2009年奚浩明向书院镇棉场村12组农民租赁共计909亩基本农田，用于种植金桂、银桂和四季桂，共计8500株，价值289000元。2010年1月21日，被告书院镇政府基于保护基本农田，将原告种植的全部树苗拔起，放在农田中。原告在被告拔出树苗后又反复栽种。被告相继于同年1月25日、2月9日、2月21日三次拔掉原告种植的树苗，并放在农田中。至原告起诉前，原告种植的树苗因长期放在农田中全部死亡。原告遂向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被告在未履行相关告知义务，未与原告协商的情况下，启动拔树的违法程序，直接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要求判令确认被告拔树行为违法，赔偿原告损失人民币2407541元(包括种树人工损失费35451元，土地租赁费9090元，树木损失费2363000元)。

浦东区人民法院认为，根据《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6条第3款规定，书院镇政府有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本案中，原告在其租赁的基本农田上种树，违反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7条第2款的规定。但现无证据证明被告在拔树前通知过原告，要求原告在一定期限内自行拔树、恢复耕种条件，故被告的拔树行为程序违法。本案中，因被告在实施拔树行为前未通知原告，客观上缩短了原告可自行处置树苗的时间，给原告造成损失，故应对原告树苗损失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关于原告主张的人工损失费及土地租赁费，由于原告是在基本农田上种树，该两项费用不能列入行政赔偿范围。关于树苗损失的责任分担问题，被告在违法实施拔树行为后，将树苗放置在田地中，并未拿走，原告未及时对树苗采取适当的处理措施，而是反复栽种，致使损失扩大。因此，在树苗损失的责任分担上，法院酌定被告承担树苗总价值289000元中65%的责任，即187850元，原告应当承担35%的责任。综上，判决：(1)确认被告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人民政府于2010年1月21日至2月21日期间实施的拔除原告杨军、奚浩明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棉场村12组种植的树苗的行为违法；(2)被告上海市书院镇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原告杨军、奚浩明赔偿款人民币187850元；(3)驳回原告杨军、奚浩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选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98-203页。）

请运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分析法院对原因力大小及赔偿责任的分配。

甲，2018年4月因侮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2018年12月，甲教唆乙（2004年10月生）与一名痴呆女性强行发生性关系，甲在一旁观看取乐，但其本身并未与该痴呆女子发生性关系。乙回家后，被其父发现异常，随后被追问出真情。乙父将乙捆绑后送至当地公安机关。乙到案后说出行为的前因后果，公安机关遂将甲抓获归案。

问：请你就本案应如何处理表明观点，并陈述理由。

某日晚11时40分，某县公安局干部朱某已睡下，忽然听到自家门外有响动，便起身持手枪出门察看，发现对门李家院内大树下有个人影晃动。朱某上前问道:“谁?干什么的?“那人转身就跑。朱某认为是有人偷东西，便追赶，一面追，一面喊"站住"。当追到邻居家房屋后门附近时，朱某看人影像是往右拐，随即在相距一百多米处朝人影开了一枪，王某(男，19岁)当即中弹倒地，在送医院途中死亡。

问:朱某对王某的死亡是何种心理态度?应否负刑事责任? 

丙与戊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无效？

某市国有经济技术协作公司通过他人介绍与某公司的业务科主任陆某进行联系，托其帮忙联系购买冷轧薄钢板15吨，陆某答应可以帮忙。陆某与某轧钢厂联系，厂方同意出售，但有关技术人员向其提出每吨在钢板货款之外要加收业务费700元～800元。陆某向经济技术协作公司谎称厂方索取业务费每吨1000元。该公司遂交给陆某1.5万元业务费让其转交。陆某付给厂方1.1万元，余下4000元据为己有。

问：陆某的行为构成什么罪？理由何在？

对甲确定刑罚时应考虑哪些情节？

延安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诉陕西省延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生产责任事故批复案

上诉人(原审被告)陕西省延安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简称“延安市安监局”)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延安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宏盛公司”)

一审法院查明：宏盛公司承建延安市子长县石窑坪小区河东村村民安置建设工程项目后，与山东省济南圣龙建筑机械有限公司签订了塔吊买卖合同，购买了该公司制造日期为2004年7月14日的塔式起重机1部，合同约定卖方不负责安装，由买方找有资质的队伍安装，卖方派技术人员指导。后项目部将起重机的安装口头承包给了一个长期从事塔吊安装但没有建设厅签发的《资质证》和《上岗证》的安装队伍，并于2007年7月16日将塔吊首次安装好。7月23日，延安市特种设备检验所对塔吊检验为合格。2007年11月21日，因塔吊高度不够，在安装附墙加升第四个标准节的作业过程中，塔吊外套架、回转机构及以上部位的起重臂、平衡臂及塔帽整体朝后臂方向倾翻，从33米高空坠落，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市安监局、市公安局、市技术监督局、市城建局等组成了子长县事故调查组。调查期间，调查组于11月18日出具了事故分析报告，认为“该塔吊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有待于司法鉴定”。后宏盛公司就塔吊的产品质量向调查组申请司法鉴定，但调查组认为事故的原因很明确，不需要司法鉴定。宏盛公司遂向呼和浩特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申请司法鉴定，鉴定结论为：顶升套架焊接质量存在明显缺陷；顶升套架所检结构材料中部分材料性能不符合GB/T 700—2006对Q235B的要求。其间，子长县事故调查组于2007年12月5日向延安市人民政府提交《子长县“11·21”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倒塌事故调查报告》,认为该事故是一起安全责任事故，直接原因是塔吊安装队没有资质，并按照《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的规定，报请延安市政府批复。2008年1月10日，延安市安监局作出《批复》,该《批复》同意事故调查报告中的原因分析、事故性质和责任认定。后子长县监察局将该《批复》的内容告知了宏盛公司并送达了《批复》的复印件。宏盛公司不服，向省安监局提出复议申请，省安监局作出维持决定，宏盛公司遂向法院起诉。

宏盛公司称：《子长县“11·21”建筑工地塔式起重机倒塌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的原因分析、事故性质及责任认定缺乏事实依据，延安市安监局作出的《批复》是违法的，违反了《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应当进行技术鉴定而不作鉴定，并据此提出对宏盛公司和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是错误的。该起事故的原因是产品质量，而不是安装资质。子长县监察局通知宏盛公司按该《批复》对其进行处理，并给宏盛公司送达了该《批复》的复印件，该《批复》严重侵犯了宏盛公司的合法权益。宏盛公司不服该《批复》,现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批复》中“同意《事故调查报告》中对事故原因的分析、事故性质和事故责任的认定”。

延安市安监局辩称：其作出的《批复》是其代表延安市政府向子长县人民政府的批复，属于内部批复，批复中认定的事故责任、事故性质、事故原因仅在之后职能部门的处罚中作为处罚依据，并不对宏盛公司产生法律效力，该批复不可诉；分析报告中虽有“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有待于司法鉴定”这句话，宏盛公司也口头申请司法鉴定，但出事塔吊方有厂方生产合格证，也经特种设备所检验合格，调查组的专家排除质量问题，认为主要是无资质造成事故，无须鉴定；本案中司法鉴定并非必经程序，所作批复是合法的，应予以维持。

（资料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问题：本案中，延安市安监局所作出的批复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