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题

应得客是一款用AI带你背重点的大学生期末刷题App。听考点、刷题库、在线默写,把考试重点背进脑子。考前突击不挂科,就用应得客。

即刻下载"应得客"APP
材料:走进可可西里,我的耳朵里只剩下风。我想看清楚那些掠过原野的藏羚羊,但又怕惊扰它们。 于是只好把脸扭向另一边。尽管我转移了视线,但还是嗅到了风中血腥的味道。在可可西里,所有的声音都是风中藏羚羊的声音。它凄惨的叫声穿过冷冷的月光,像一支走 调的歌谣。偷猎者所到之处,一颗颗雪白的藏羚羊头颅,垒在历史的风口,把我的眼睛烫伤。远远看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站”几个红字时,我还看到一排简单的白房子。这座为挽救藏羚 羊生命屹立在风中的自然保护站,使我想起许多年前一些志愿者在这里为藏羚羊的生命捐出了自 己的生命,我的灵魂不禁随风而颤。我一任风吹,吹去泪水,开始用手中的相机捕捉仓皇奔逃的藏羚羊。我知道它们怕我,我只好 悄悄选择一个隐蔽的角落,将它们的惶恐统统收藏进我的镜头。在风里,蓦地,一只受伤的藏羚羊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情不自禁走近孤零零的它。其实,我非 常怕直接面对藏羚羊。因为在那些枪声乍起的风里,藏羚羊对人影早已有了防备,而我的闯入或 多或少对藏羚羊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惶恐。我刚蹲下身,一个声音从身后冒出来:“喂!”高高的石堆后,闪出一个美丽的藏族少女,她望着我,惶恐的脸上堆着愤恨。我连忙说:“小波姆(姑娘)啦,你在做什么?”她回答说:“我的藏羚羊,我的藏羚羊在流血啊!”她把怀抱着的一只幼小的藏羚羊给我看。我抚摸着那可怜的小羚羊,发现它的眼睛在风中一眨一眨的,浑身都在抖动。但我却没有发现流血 的伤口。虽然我听懂了少女说的汉语,但我想她一定还有一些表达不当的词,使我没理解她的意思。她见我不语,伸手扯住我的衣裳大声吼:“血,血,血你有吗?”她捂住自己的胸口,突然跪在我 的面前。这让我很震惊。血?难道她指的不是藏羚羊在流血?她是说她的心在流血,可可西里在 流血?她坚硬的发丝被风吹得很弯,她耳边的九条辫子已被风吹散,她的声音在风中颤抖,但她的眼 晴依然像高原天空那样明澈。我明白了:她在向我苦苦祈求——别再伤害羊了,好吗?看着她绝望的表情,我久久无言。耳边的风小口小口地吞噬着我想要说的话。沉寂片刻,仿 佛可可西里的心也停止了跳动 ……我抱起脚下那受伤的藏羚羊,踩着风的翅膀,越过美丽的山路,向那小小的自然保护站走去。 背后仍有风吹来,风中回荡着美丽少女呜咽的声音。风过可可西里,我看到生命如此苍凉。(摘编自凌仕江《风过可可西里》,有删改)问题:
材料:今日所讲,专为现在有职业及现在正做职业上预备的人——学生——说法,告诉他们对于自 己现有的职业应采何种态度。第一要敬业。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后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  变得不适实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说:“主一无适便是敬。”用现在的话讲,凡做一件事,便忠  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 点不旁骛,便是敬。业有什么可敬呢?为什么该敬呢?  人类一面为生活而劳动, 一面也是为劳动而生活。人类既不是上帝特地制来充当消化面包的机  器,自然该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认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为一件事的,其性质都是可敬。 当大总统是一件事,拉黄包车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称,从俗人眼里看来,有高下;事的性质,从学理  上解剖起来,并没有高下。只要当大总统的人,信得过我可以当大总统才去当,实实在在把总统当  作一件正经事来做;拉黄包车的人,信得过我可以拉黄包车才去拉,实实在在把拉车当作一件正经  事来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这叫作职业的神圣。凡职业没有不是神圣的,所以凡职业没有不  是可敬的。唯其如此,所以我们对于各种职业,没有什么分别拣择。总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劳  作的。劳作便是功德,不劳作便是罪恶。至于我该做哪一种劳作,全看我的才能如何,境地如何。 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种劳作做到圆满,便是天地间第一等人。怎样才能把一种劳作做到圆满呢?唯一的秘诀就是忠实,忠实从心理上发出来的便是敬。 《庄子》记佝偻丈人承蜩的故事,说道:“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  把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无论别的什么好处,到底不肯牺牲我现做的事来和他交换。我信得过我  当木匠的做成一张好桌子,和你们当政治家的建设成一个共和国家同一价值;我信得过我当挑粪  的把马桶收拾得干净,和你们当军人的打胜一支压境的敌军同一价值。大家同是替社会做事,你  不必羡慕我,我不必羡慕你。怕的是我这件事做得不妥当,便对不起这一天里头所吃的饭。所以  我做这事的时候,丝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说:“坐这山,望那山,一事无成。”……一个人对于  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是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 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结果自  己害自己。所以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庄子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孔子说:“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我说的敬业,不外这些道理。(摘编自梁启超《敬业与乐业》,有删改)问题:
材料: 美国文化传播学家波兹曼的《把我们自己娱乐死》是一部声讨电视文化的著作。在阅读的过 程中,我确实时时听见一声声急切有力的喝问: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娱乐死?无人能否认电视 带来的便利,问题在于,这种便利在总体上是推进了文化,还是损害了文化。波兹曼认为媒介的变化意味着并且导致了认识世界方式的变化。在文字一直是主要媒介的 时代,人们主要通过书籍来交流思想和传播信息。在书籍的阅读中,我们得以进入用文字记载的 悠久传统。相反,电视则以现时为中心,所传播的信息越具有当下性似乎就越有价值。文字是抽 象的符号,作为一种媒介,它要求阅读的同时必须思考。而电视直接用图像影响观众,它有时甚至 忌讳思考,因为思考会妨碍观看。在波兹曼看来,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就是置身于人类精神传统之 中进行思考。书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却会使我们背离这个目标。那么,电视究竟 把我们引向何方?引向文化的反面——娱乐。 一种迷恋当下和排斥思考的文化,我们只能恰如其 分地称之为娱乐。并不是说娱乐和文化一定势不两立,问题也不在于电视展示了娱乐性内容,而在于电视上的 一切内容都必须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波兹曼的结论是,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 一切文化都依 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到了这个地步,本来意义上的文化就荡然无存了。波兹曼是把美国作为典型来对电视文化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但是,电视主宰文化、文化变成娱  乐的倾向却是世界性的。譬如说,在我们这里,通过电视剧学习历史,而历史仅仅作为戏说、也就  是作为娱乐而存在,消灭历史的方式再也不可能有比这更加彻底的了。又譬如说,在我们这里,电  视也成了印刷媒介的榜样,报纸和杂志纷纷向电视看齐,蜕变成了“电视型印刷媒介”。且不说那  些纯粹娱乐性的时尚杂志,只要翻开几乎任何一种报纸,你都会看到一个所谓文化版面,所报道的 全是娱乐圈的新闻和大小明星的逸闻。这无可辩驳地表明,文化即娱乐日渐成为新的约定俗成, 只有娱乐才是文化即将成为不争的事实。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道真理, 一旦文化成为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波 兹曼认为,赫胥黎的预言应验了。这个结论也许太过悲叹,我相信,只要人类精神存在一天,文化 就决不会灭亡。不过,我无法否认,对于文化来说, 一个娱乐至上的环境是最坏的环境。在这样的 环境中,任何严肃的精神活动都不被严肃地看待,人们不能容忍不是娱乐的文化,非把严肃化为娱 乐不可;如果做不到,就干脆把戏侮严肃当作一种娱乐。面对这样的行径,我的感觉是,波兹曼的 书名听起来像是诅咒。(摘编自周国平《波兹曼的诅咒》,有删改)问题:
材料: 苏轼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亲切最喜爱的对象。其 实,苏轼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屈、陶、李、杜,要逊色一筹。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却有巨大 影响,是美学史中的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地主士大夫矛盾心情 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 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但要注意的是, 苏东坡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是苏之所以为苏的 关键所在。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  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  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  惧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  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 除了出家做和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这种整个  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 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 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 一种退 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 悟的哲理高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 象。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人生的真谛,艺术的 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 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副随遇而安  的“乐观”情绪,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  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 他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 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 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  果。苏轼在后期传统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选自李泽厚《苏轼的意义》,有删改)问题:
材料: 2016年1月13日,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周有光迎来了111岁大寿。这位名人一生的 经历可谓充满传奇,精彩异常。11日上午,周有光的外甥女毛晓园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表示, 舅舅在百岁之后仍然思路清晰、眼界开阔,只是这两年身体确实比以前差了一些,“他还一直关心  国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周有光10岁时,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后来,与同为语言学 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成绩优异的周有光中学毕业,在亲友的资助下,来到上海圣约翰大 学就读。1925年,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1935 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于光华大学。在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基本都在经 济、金融领域工作,并出国任职。1949年后,他放弃了海外优裕的生活,毅然选择回国。在周有光的工作经历中,最为人熟知的或许就是他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工作。有资料称, 是周有光主导建立中国汉语拼音体系,他也因此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 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就这样,周有光在50岁左右时,改行研究 语言学,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在三年的时间里, 周有光认认真真工作,深入对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在与他人的通力合作下,该方案最终于  1958年正式公布。之后,周有光又提出了“文字三相分类法”(符形、语段、表达法),并把汉字的传  播历史分为“学习、借用、仿造、创造”四个阶段,对汉字文字学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周有光的传奇人生中,还有这样一段为人津津乐道的趣事,他曾经做过爱因斯坦的“陪聊”, 他们见过两次。周有光是极少见的和爱因斯坦聊过天的中国人。在《周有光百年口述》一书中,周有光这样描述:“打完仗,何廉到美国,我也到美国,他到普林 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爱因斯坦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做研究教授。他跟我说:‘爱因斯坦现在空闲得 不得了,想找人聊天,你高兴跟他聊天吗?'我说:‘当然很高兴。’就这样两次去访问爱因斯坦。我 们是一般的谈话,当时的国际形势,当时美国发生的情况,随便讲讲。为什么我会把这个事情忘掉 呢?因为谈话内容没有特点。这是一个遗憾的事情,也不可能有特点,因为他的研究方向跟我不 一样。我跟爱因斯坦谈过两次,只是随便的聊天,没有学术性的,所以我就不放在心上。”到了晚年,乃至年过百岁之后,周有光仍然精神健旺,没有停止思考,先后出版《周有光文集》 《朝闻道集》《拾贝集》等作品,撰写了大量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的文章,文化批评家解玺璋曾这样  评价道:“他达到了勇者无惧的境界。”在叶芳的眼中,周有光既是一位思维敏锐的学者,又是一位宽厚待人的老人,“他过生日,有很 多人去看望他。他现在身体很弱,坐那么长时间听别人说话是很耗费体力的,但他特别宽容,不会 阻止别人说话,静静等着人家离去。这是一种很高的人格”。“周老先生自己说过,从来都是把坏的东西尽快忘掉,记住的都是生命中有趣的、美好的事 情。”叶芳说,周有光对世界上新奇的东西总是充满好奇心,“他很多次提到高铁发展给人们带来的 便利,也非常想坐一次高铁回常州老家,但他心里知道,再也不可能做这样的长途旅行了”。中评网称周有光具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苏培成称其“敢于说真话、说实话”。(选自中国新闻网,有删改)问题:
材料: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 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 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 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这一番道理,迹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 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敏锐,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 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 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长河中的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 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 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我不想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更是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 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目中的“学”,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 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 实行者,却不多见。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谈。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摘编自季羡林《希望在你们身上》,有删改)问题:
材料:本来,曹禺从南开转学到清华,一半是冲着王文显。他早就听说,这位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对 戏剧颇有研究。但听课后,他竟有些失望。从头至尾,王文显都在念英文讲义,而且年年如此,从不增删。难 怪教《近代诗歌》的温源宁教授说,那情形“好似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正在主持葬礼”。即便在课下,他也枯燥无味。据说,学生登门拜访,大多是谈正事,说完便走,“没有人逗留,也 没有人希望延长约会时间”。他不苟言笑,瘦长白净的脸上,嘴角略微向下撇。1936年外国语文学会的合影里,他穿件深色 的西服,搭配斜纹领带,背着手,和吴宓一左一右立在中央,满脸严肃。自1915年伦敦大学毕业,王 文显便在清华教书,直至1937年学校南迁。其间,他历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和外文系主任。不同于为人的刻板,他写出的剧本却别有一番幽默,“没有丝毫沉闷无味之处”。在暗讽袁世凯称帝的喜剧《梦里京华》中,他写下一幕大小老婆争当皇后的闹剧:“大太太喘气 喘得活像夏天的狗。她旋转得眼花缭乱。姨太太一个箭步跳到她身后,伸手要抓她的头发。她没 有抓住头发,仅仅撕下她的领子。”他的另一部英文喜剧《委曲求全》,写的则是教授勾心斗角的丑态。男主角是一位大学校长, 一出场,便抱着哈巴狗,大言不惭地对下人说:“我要不耍一点儿手腕,你想我能维持五分钟之 久吗?”这是这位代理校长的切身感受吗?人们不得而知,至少,在现实中不大看得出来。在会议上, 他不慌不忙,不东拉西扯;做事方面,他一丝不苟,“各个方面无疵可求”。甚至,他永远一个样儿, 抽烟斗,打网球,夏天穿短装,冬天换长袍。温源宁说他“像个固定的设备毫无改变”,调侃他为清华的“不倒翁”和“定影液”:“没有他,清 华就不是清华;有了他,不管清华还会再有多少变革,也依旧是清华。”与学生曹禺的悲剧不同,王文显的作品是喜剧,充满了嘲讽,令人捧腹大笑后若有所思。《委 曲求全》在耶鲁大学演出时,《波士顿报》一位记者评价:“柔和的、恶嘲的微笑……实在是中国人对 于喜剧的一种贡献。”“(他的作品)是那种坐在小剧场里,一边喝着咖啡和茶,一边细细品味的话剧。”中国艺术研究 院话剧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耀杰说。1990年,正读研究生的张耀杰在资料室无意中发现一本二三十年代的杂志。上面布满灰尘, 旧得“翻几下就会烂掉”,其中介绍了王文显。不同于那个年代常有的慷慨激昂,他的文字温文尔 雅,很有情趣。“这种情趣充满了文人式幽默,没有火药味,温厚中带着一丝人文关怀。”张耀杰说,“我们现在 很少还有这种幽默。”只是这种情趣“缺乏阶级性和战斗性”,这些文字也在以往的戏剧史研究中被忽略。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中国戏剧史权威著作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 一书,732页里对他的介绍只有 薄薄4页。“剧中所表现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基于这种精神对当时中国黑暗现实的批 判,是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书中写道。清华大学图书馆东北角不远处,曾是王文显居住的北院住宅区。梁启超、朱自清等学者也一 度在这里居住。而如今,这里则是一大片草坪,稀稀拉拉种着柳树和杨树,有学生在看书,也有老人推着童车, 早已不复是“点点翠竹千般绿,几条小路尽文人”的景象了。(摘编自杨芳《王文显:那一种遥远的幽默》,有删改)问题:
材料:学生时代读沈括的《梦溪笔谈 ·雁荡山》,其中有云“按西域书,阿罗汉诺矩罗居震旦东南大海 际雁荡山芙蓉峰龙湫”,从此知道“震旦”是中国的古称。后来了解到有一段距今6亿年前的地质 年代,因最先在中国被调查研究,故而被称为震旦纪。由此看来,“震旦”一词似乎凝结了中国悠久 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以“震旦”命名的小鸟,必定有其特别之处吧。6月初,我们前往河北衡水湖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做鸟类繁殖季节的调查。机缘巧合,在这 里竟与久仰的震旦鸦雀不期而遇。调查进行到最后半天时,我们在芦苇丛中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杯 状巢,里面有5枚尚有余温的卵。巢的形状很像大苇莺的巢,但根据经验判断这不是。虽然它们 都是固定在几根芦苇上的杯状巢,但仔细观察发现,这个巢的巢材都是精选的苇茎,编织得也更精 细 ,巢呈黄褐色, 一尘不染,卵的颜色和斑点也与大苇莺的不同。不一会儿,一只小鸟从芦苇丛中 悄悄钻出,飞进巢中开始孵卵。对照鸟类图鉴,我们兴奋地发现这竟是一只震旦鸦雀!无奈工作 已接近尾声,下午我们就将结束这次调查返京。6月底,我们再赴衡水湖。一连几日,淫雨霏霏,我们冒雨泡在齐腰深的水塘里,寻找上次发现 的震旦鸦雀巢。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发现早已雀去巢空。“也许选了新巢址呢!”朋友的话让我们 重拾信心,继续寻找。果然拨开层层苇叶发现苇秆上正有一个震旦鸦雀嫩黄色的小巢,里面还有 一枚呈奶茶色略带斑点的卵,只有拇指盖大小!不一会儿, 一只震旦鸦雀就飞回来了。孵化期的 震旦鸦雀不太怕人,它泰然稳“坐”巢中孵卵,与我们仅隔五六米。这一次我们总算能仔细地观察它了。它头部为灰色,两道黑色的眉纹从眼上方一直延伸到后颈。最特别的就是它们黄色的钩状喙,与 鹦鹉的喙非常相似。拍摄完震旦鸦雀的孵化行为后,我们在附近几个苇塘里又陆续发现了数个巢,其 中一个巢中有5枚卵,其中1枚颜色和大小与其他的略有不同,我们猜测这可能是杜鹃鱼目混珠的把 戏。同时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部分新巢附近都有一个旧巢。为什么震旦鸦雀会在繁殖季节营巢 两次?是不是它们一年繁殖两次?疑问增加了我们的兴趣,不知道它们的育雏又将带给我们怎样的 惊喜。三周后,我们又来到衡水湖。我们在粗壮、高大的芦苇丛中,满怀希望地走向最早发现的那个  震旦鸦雀巢,小心拨开重重苇叶,震旦鸦雀的小巢慢慢显露出来。只见4个黑乎乎的小家伙挤在  一起!光溜溜的皮肤还没有长出羽毛,双眼紧闭。我们立即架好设备,等亲鸟回巢育雏。没过多 久,苇叶晃动了,亲鸟回巢了。显然,亲鸟还是比较警惕,没有直接飞入巢中喂食,它衔着满嘴的虫 子在苇叶间一蹦一跳,迂回地向巢靠近,最终还是绕过我们的机器跳回巢里。 一落到巢边,巢中4  只小鸟就炸开了锅。我们从监视器上看到它们伸长了脖子,张大了嘴向亲鸟索食。亲鸟喂光虫  子,又俯身从巢里叼出一团白乎乎的东西吞进肚子,这是雏鸟的粪,外面裹着白色的蛋白膜。看着  亲鸟清理巢内卫生的一幕,不由让人有“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慨叹!通过观察我们还发现,震旦鸦  雀取食寄生苇秆虫子的方法十分特别,取食之前,先用喙敲击芦苇秆以确定虫子寄生的位置,选好  位置后就用喙将苇秆咬碎并将虫子叼出。震旦鸦雀的喙可以像钳子一样轻而易举地将苇秆夹碎, 这也许是它们选择在芦苇丛中生活的原因之一吧。三访衡水湖,我们也仅仅对衡水湖地区的震旦鸦雀有了初步的了解,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震旦 鸦雀能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选自《震旦鸦雀》,有删改)问题:
材料:儒家伦理的原生形态是家庭伦理。这种说法包含两重意思:其一,它首先是针对家庭的人伦 关系而提出的;其二,其核心观念后来被投射到对家庭以外的人际关系的理解。儒家提倡“爱有差等”,最根本的爱是对己亲而言。它是血缘的,故爱人,首先就是亲亲。亲子 之间的亲或爱,是人类的天性,它是自然的,不需要更高的理由。儒家从它提升出一种最基本的伦理规范,叫作孝。在具体的孝亲行为中,爱是无条件的。类此,不仅亲子之间,长兄(姐)与小弟 (妹)之间,关系也依此而来。因此,在家庭中,悌也可以与孝相提并论。然而家庭是变化的。从只有父母与子女的小家庭,发展为包括祖父母及其子孙在内的大家  庭,结构变复杂了。同时,许多小家庭,又正是在大家庭中派生出来的。随着世代的延续,大家庭  就成了大家族。而时代拉长,超大家庭或大家族壮大,就是氏族共同体的形成。乡村中有宗祠的 村落即血缘向地缘转化的象征。 一般大家族的界限在于,共同祖宗在世。不仅纵向的关系清楚, 第四代甚至第五代横向之间的关系也可明白。大家族内部的关系是广义的家庭关系。但是一旦  世代延长,范围继续扩大,后代就只能记住共同祖先的名字或故事,横向之间的关系靠名字来确定  辈序而已。在这种规模上,他们就不是家族而是构成了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 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 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 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释名》于沦字下也 说“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 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 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不过,虽然乡土社会或氏族共同体包含家庭,但它毕竟超出了家庭,因此,从伦理关系而言,需 要有所不同的原则提出。也就是说,必须从家庭伦理转向社会伦理,亦即从面对亲人转向面对熟 人的问题上来。熟人不需定义,但类型是多样的。亲戚、邻里、同事、朋友、师生,都是熟人。亲戚是血缘关系 的延伸,一旦关系疏远,亲人就向熟人转化。邻里就是地缘关系,没准是血缘关系转变而来的。同 事是工作关系,朋友、师生则有精神关系的味道。儒家重家庭,但关怀没有局限于家庭。因此,除  孝悌之外,《论语》还有其他社会伦理观念的提出,如忠与信。“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 · 学而》)“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论语 ·子罕》)忠是忠于职守, 尽自己的能力为服务对象工作,无论对国君或国家,甚至某种团体,均要求如此。在孔孟时代,忠 还不是对权力的无条件服从,士是否服务于具体对象,应当或者可以考虑道义上是否正当。 一旦  关系解除,这种服从尽职的要求就不存在。信则是可信赖的品行,要求心口如一、言行一致。它从  朋友关系开始,意味着在平等的社会地位间的伦理要求。家庭关系基于血缘,是不可选择的,而君  臣,特别是朋友,是选择的,是社会关系。因此,忠信的要求超越家庭,是社会伦理。为什么亲亲或者无条件之爱不能成为处理所有人我关系的伦理原则?原因在于,这种伦理价  值奠基在一种自然感情的基础上,而这种感情的作用是有局限的。这种限制包括自然与社会两个   方面。自然方面,血缘关系的深浅会导致感情的亲疏之别,所以有费孝通“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说法。社会方面,则每个个体能力或拥有资源的不充分,也没法支持其全面施爱的行动。 一个  大家族内部尚且如此,遑论更广阔的社会。所以孔子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不是一般仁人  能做得到的。儒家强调“爱有差等”,是从亲情开始培养并落实爱的伦理。它就是仁,即种子的内  核 。但同时,又努力推广这种爱的范围,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从亲亲、仁民到爱物, 让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摘编自陈少明《亲人、熟人与生人》,有删改)问题: